复社的三次大会，给复社第一领袖张溥赢得了几遍海内的声望。随着追随他的门生日益增多，他从白面书生一跃而为江南士子不敢称名的精神领袖。张溥颇有孔子再世的气概，他把自己的家乡太仓看作孔子教授门徒的曲阜阙里，门下弟子甚至仿效孔门架势，把他杰出的弟子吴伟业等称为十哲，把赵自新等称为四配，以此烘托张溥的圣人地位。
当东林党衰落之际，复社以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横空出世，确实非同寻常。然而，张溥等复社要人虽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但究其实质，复社的政治影响完全不能和东林党相比，换言之，复社更大程度上不过是文人的雅聚而已。秦淮纵酒，金陵放歌，虎丘论文，虽然人多势众，但既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个供他们施展经世抱负的政治舞台。而当他们酒酣面热之际，高谈国是，不过是文人骨子里一次次轻狂的放浪形骸，不仅对艰危的时局了无益处，反而授反对者以口实。当他们因其座师周延儒的关系而卷入一场场尔虞我诈的政治路线斗争时，这个自命清高的文人社团事实上也正在落入污秽的大地。陈去病的《五石脂》中记录了复社人士聚合时之情状，无论如何，它也与政治活动搭不上线，至多只能算文人的冶游：“闻复社大集时，四方之士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酒尊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关于东林党和复社的历史意义，几十年后，尘埃终于落定之时，一代大儒戴名世作了一次深刻的反思，是为至论：“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甲申年到来之时，张溥早已去世，他因寿数短暂而有幸逃过这一大劫。与他齐名的张采却没他幸运。当南京被清军攻陷时，一些仇视他的人趁乱“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张采大难不死，仇人离开后，他竟然苏醒过来，逃到邻近的县城，又活了三年才去世。
后来因文字罹祸而惨死的学者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其时，大明灭亡已经将近十年了。多年以后，当戴名世回首晚明政局时，他对东林党和复社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在他看来，把弘光的一年而亡完全归之于弘光昏庸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更接近于：东林、复社这些党人一天到晚高谈大义而不能有任何真正有效的行动，这些好名沽直的家伙对南明的覆亡也要负重大责任。戴名世的这一观点，有其义愤之处，却也大抵指出了事情的部分真相。只不过，在他所批评的东林和复社诸君子中，也并非全都是以风节相持而事功甚疏之人，比如陈子龙。甲申之变不可抑止地到来时，晚明大词人陈子龙此后的岁月都交付给了破碎的山河，他不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和文人，而是一个忧时伤遇，一再对日非的时局提出强烈批评，最终奔走于江湖之上，为反清复明而进行武装斗争的愤怒青年。
陈子龙晚年——用晚年一词也许有些不准确，因陈子龙虚岁也只活了四十岁，或许说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更合适——缠绕在他心头最令他挥之不去的事情有两件，其一，不用说，乃是对业已灭亡的大明帝国的无限缅怀；其二，乃是对早年曾经深深相爱过的一个女人的深切怀念。这两重怀念，从他晚年的词作中不时可以看出端倪，诸如：“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唯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碧草带芳林，寒塘涨水深，五更风雨断遥岑。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双缕绣盘金，平沙油壁侵，宫人斜外柳阴阴。回首西陵松柏路，肠断也，结同心。”
然而，造化弄人，当陈子龙满怀愁绪地怀念过去时，它和她其实都已经离他而去：他一腔热血为之倾洒的弘光朝廷不复存在，复兴大明的理想终成画饼。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寄身于深山老林之中，以躲避日渐临近的追捕和审判；至于那位十多年前曾和自己有过一场轰轰烈烈而又甜甜蜜蜜爱情的女子，此时已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她崇拜多年、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晚明文坛领袖，而这位文坛领袖在清军攻陷南京后，立即率先投降了清朝，成为被时人讥讽的两朝领袖。此领袖，便是后来列入《贰臣传》的钱谦益，而那位女子，便是**到如今的柳如是。
陈子龙与柳如是初遇时，陈子龙二十四岁，一个风华正茂的好青年，柳如是则只有十四岁，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其时的柳如是，虽然年方二七，却已经历了许多人世的坎坷：柳如是不姓柳而姓杨，先后用过杨爱、河东君和朝云等名字——伴随过苏东坡晚年的一个聪明美丽的使女也叫朝云，不知柳如是自取其名是否来源于此？柳如是的家世已不可考，只知道她幼年时即抱养于故相周道登家。柳如是自小聪明伶俐，深得主人喜爱，不想却因此招来周道登众妾的嫉妒。周道登死后，十四岁的柳如是被赶出家门。
从柳如是留下的画像和当时与她交往的文人留下的文字看，柳如是身材娇小，结束俏丽，生性机警，有胆略；知书善乐，分韵作诗，顷刻而就。因此，当被赶出家门而不得不落入青楼的柳如是高张艳帜时，一时间当地士子纷纷以能与之交结为幸事。大学者陈寅恪晚年足疾加失明，却以半废之身写下了一部八十万言的巨著，这就是《柳如是别传》。以如此篇幅为一个青楼女子立传，借陈寅恪本人的说法，乃是要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身上，确凿无疑地传达出了晚明时代世风日下时，来自一个奇女子身上的那种独立自由的人格。许多年以后，当甲申之变来临，国家鼎革之际，她曾劝谏夫君钱谦益自尽殉国，钱谦益当然不想死。在柳如是的一再要求下，他方才跳进水塘，一会儿却从水塘里起身上岸，向柳如是宣称：池水太冷。
《明史》说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为人慷慨任侠，尚气使酒。概括地说，陈子龙兼具精通五经的读书人、七步成诗的风流才子和胆识过人的江湖豪客诸种性情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首屈一指。陈子龙青年时代的一件轶事，能看出他性格中的率真和倔强：十九岁时，陈子龙参加当地一群文人的雅集，当时陈子龙已有相当名气，一个叫艾千子的文人可能有些忌妒他，高声对旁人说：“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论文，艾再次对陈子龙指指点点，陈子龙“不能忍，直前殴之”，艾千子只好狼狈而逃。
对柳如是而言，堕入青楼是迫不得已的宿命，她也是一个以文才自负的奇女子，当然不愿意在卖笑生涯中度过短暂如春花的人生。和众多风流士子交往中，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和一位如意郎君结下百年之好，而这位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在她心里，非陈子龙莫属：“夫卧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东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其因缘偶合，殊非偶然者矣。”按陈寅恪先生之论断，陈子龙与柳如是的爱情可分三个阶段：“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二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也就是说，陈柳二人虽然相爱多年，但真正同居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崇祯八年，也就是1635年，陈子龙二十七岁、柳如是十七岁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的三四个月时间。其间原因，乃是此时的陈子龙早已娶妻，并育有两个孩子。在古代中国，文人纳妾或是狎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陈子龙本身除了正室张氏外，另外还有小妾，按理张氏应该容忍陈子龙与柳如是的爱情。要命的是，柳如是当时的身份是青楼妓女，这实在有辱门风。因此，这桩爱情遭到了张氏的强烈反对。再则，二人虽然才华互赏，其实各自的为人和性情有相当大的差异：柳如是从小不拘礼法，与众多名士交游，时常被人目为行为怪诞；陈子龙则是典型的儒家人格，虽然为人粗犷，却有一定的行事底线。复次，陈子龙经济并不宽裕，而柳如是自小生长在锦衣玉食之家，从来花钱都是大手大脚，陈子龙渐渐地便不堪承受。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陈子龙只能与柳如是洒泪而别——陈子龙回到书斋继续潜心苦读，两年后终于金榜题名。柳如是先移居盛泽，继而移居南京，一时**之名溢满秦淮。
陈柳二人分手后，都写下了不少怀念对方的诗词，这些诗词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愁绪满怀，难以排解：
一帘病枕五更钟，晓云空，卷残红。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舞东风。
——陈子龙：《江城子·病起春尽》
合欢叶落正伤时，不夜思君君亦知。
从此无心别思忆，碧间红处最相思。
——柳如是：《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一
看来，古今都一样，有一些爱情不是用来发展的，而是用来凭吊和怀念的。只不过，当当事者深情地依凭一纸短笺怀念依稀仿佛的旧时爱情时，就像人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这些爱情已经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了。
我之所以把陈子龙用现代语言定位为愤怒青年，乃在于他身上不仅有多情善感的一面，更在于他有感时伤遇并企图力挽狂澜的一面。当爱情离去时，陈子龙只能与诗书为伴。崇祯十年，陈子龙中进士，旋即被任命为绍兴推官。推官是负责一个府的刑狱事务的官员，对志向远大的陈子龙来说，这样的职位当然不能满足他对远大前程的渴望。不过，他也明白，按照帝国多年来的规矩，像他这种通过科考而出身正途的官员，只能从这种低职位上不断历练，然后才有可能沿着既定的官阶拾级而上，最后要么成为封疆大吏，要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
绍兴推官任上，陈子龙兴致勃勃地恪尽职守，但不久就因一起突发事件而搞得心情抑郁。原来，绍兴下属的东阳县诸生许都，出身官宦家庭，任侠好施，平时常常以兵法操练其门客和族中子弟，希望以此引起朝廷重视，在乱世中谋一个职务。陈子龙的朋友徐孚远认为许都是个人才，向陈子龙推荐说：“都，国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职，隐然干城也。”陈子龙于是欣然主动和许都交往，觉得徐孚远所言不虚，便积极向上级推荐，但没得到上级的首肯。
东阳县令姚孙棐与许都有隙，这为许都后来罹祸埋下了根子。当时，姚孙棐趁着天下大乱的机会大肆捞钱，指望从富有的许都那里“坐都万金”，但出身世族的许都坚决不肯就范。恰好，义乌有人假冒宦官名义招兵买马，而许都因葬其母，前来参加葬礼的多达上万人——由此可见许都在当地的影响力。姚孙棐遂向监司王雄诬告，宣称许都聚众谋反。王雄不经调查，即派兵抓捕。早就对朝廷甚是不满的许都情急之下，真的揭竿而起，十来天聚众数万，接连攻下东阳、义乌和浦江三座县城，进而进攻绍兴。其时，朝廷方面负责镇压许都的乃是巡按御史左光先，也就是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弟弟。
陈子龙在左光先手下充当监军，领命与故人许都交战，许都退到南砦山中据险坚守。王雄和陈子龙商量说，贼聚粮据险，官军无法仰攻，我兵万人，却只有五天的粮草，怎么办？陈子龙说，许都是我旧时的朋友，我愿意前去说服他投降。于是，陈子龙单骑前往许都营中，历数其罪，指出许都只有投降这条路可走，并保证说只要许都投降，就能保他不死。许都答应投降，与陈子龙一道前去见王雄。此后，陈子龙又与许都一道，再次返回山中，遣散了许都的追随者们，其余二百来人，与许都一道投降朝廷。然而，由于姚孙棐与左光先关系亲密，现在公报私仇的时候到了，左竟将许都及手下六十余人全部斩首。陈子龙据理力争，左光先不为所动。此后，许都余党再次作乱，理由就是许都初降终杀，朝廷有失公允。由于左光先是左光斗的弟弟，当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正好借此机会攻讦左光先及东林人士，苏松巡抚祁彪佳站出来为左光先说了几句话，也被马、阮构陷去职。
从陈子龙在明亡后写下的众多怀念家山故国的诗词看，这个具有江湖豪杰气质的青年才俊对大明帝国饱含赤诚。当李自成农民军北伐进抵山西境内时，他曾经与好友夏允彝等人动议过一件规模宏大的事情：他认为既然由南京通往北京的陆路，由于河南和山东均已被农民军阻断，那么或许可以组织船队，由长江进入大海，再由海路抵达天津，进而增援北京。但就在他和夏允彝等人筹划此事时，他被调往东阳镇压许都造反，许都之乱平定后，巨变已经发生，“忽闻神京沦陷，先帝升遐”。
在“饮血崩心，呼号无地”之后，陈子龙离开绍兴前往南京履新，出任兵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级别虽低，但由于是言官，负责兵部的监察工作，因而也有相当大的权力。陈子龙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不到十个月就匆匆辞职，辞职的原因简单而无奈：偌大的南京城，他看不到这个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前途何在。
兵科给事中任上，陈子龙做了两件事——说是做了其实有点勉强，应该说是他想做而最终并没有做成：其一是上疏请求弘光“慎名器”。前文已经说过，弘光政权笼络重臣的手段就是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属于不折不扣的滥赏。陈子龙看出了这种滥赏的弊病，他指出“夫劝功诱善，唯在爵赏。一为轻滥，后将无极”。其二是上疏弘光，提请朝廷加强长江防务。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收复，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首先要保住江南。要保住江南，就必须守住长江。要守住长江，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是当务之急。然而，醉生梦死的弘光对陈子龙这种低级官员的话根本不可能听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毫无兴趣。而擅权的马士英等人此时正忙于巩固己位，消灭异党，更不会去理会一个刚从外地调回京城的小官员的喋喋不休。
愤怒青年的意思，是指陈子龙骨子里那种尚气任侠的性格和直言批评时局的精神。当他渐渐看清弘光朝廷完全不可能实现中兴的理想时，他对继续留在兵科给事中任上已渐渐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不过，辞职之前，他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再一次上书弘光。奏章里，陈子龙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尽管“在言路五十日，章三十余上”，这种激烈的批评被送进九重飞檐托起的深宫，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海洋，看不到任何反应。陈子龙完全失望了，1645年早春二月，当南京还是一派乍暖还寒的萧索时，陈子龙辞去兵科给事中之职，带着一个仆人，坐上一辆驴车，抑郁无比地离开了南京这个六朝金粉之地。
夏家父子和陈子龙在南京时经常来往，夏完淳所作诗文，也都要送给老师陈子龙点评。有一次，夏完淳给陈子龙送来的是一篇批评时局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夏完淳痛斥当时南京文恬武嬉，不知祸之将至。历数了种种流弊后，夏完淳批评了两个着奇装异服的人，认为如此服饰，简直就是亡国的征兆——古人一直坚定地相信，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而这妖孽，有时是靡靡之音，有时是灾异祸事，有时是奇装异服。夏完淳写道：“阮圆海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叱为梨园装束。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之不亡，安可得哉？”
阮圆海即我们一再说及的才子加政客阮大铖，所谓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则是陈子龙的旧情人柳如是。夏完淳对阮、柳二人奇装异服的批评，于今看来，有嫌偏激之处；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国家鼎革，朝廷偏安一隅，身为国之重臣的阮、钱（事实上，柳如是的装束与钱谦益称职与否是两回事，但古人喜欢把所有问题都付诸道德，可以称为泛道德化）要么自己奇装，要么听任妻妾异服，于是在义愤的少年英雄眼里，这都是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征兆，他们必须对国之将亡的大悲剧负责。陈子龙读罢高足的作品，对高足所痛斥的旧情人，他心中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悲耶？泣耶？痛耶？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久远的人和事仍然能让千百年后的来者牵肠挂肚的深层原因。
总而言之，国事不可为，旧情人和政敌出双入对，如此这般的南京对心志高远，常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的陈子龙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选择离开，况且，他还有九旬的祖母需要赡养。
陈子龙悲愤地离开南京仅三个月，清军铁骑渡江，弘光政权土崩瓦解。两个多月后，他的好友夏允彝“彷徨山泽间，欲有所为”，但接二连三得到的都是好友们先后自杀或是被杀的噩耗。绝望中，夏从容写下绝命词，投水自沉。
如同夏允彝一样，陈子龙也考虑过自杀，但这时他家里尚有九十岁的祖母。古人爱说一句话，那就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于陈子龙而言，生和死的确是一个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削发为僧，出家于嘉兴的水月庵。不久，风声渐紧，他又逃往四明山中。此后，老祖母安详辞世，陈子龙再无牵挂——古人看来，除了自己需尽孝道的父母长辈可以成为自己的牵挂外，妻子则无关宏旨，可以忽略不计。就在这时，鲁王监国于福建号召远近，派人间道找到陈子龙，希望他能联络太湖水盗，以此为根本组建一支反清武装。陈子龙答应了。然而，陈子龙和夏完淳前往太湖与吴易的白头军见面后，觉得与想象中差距甚大，基本没有把它收编为南明官军并带往抗清前线的可能。此后，陈子龙又参与策动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由于机密泄露，清军正到处捉拿陈子龙，陈子龙的复出无异自投罗网。他的仆人茅太向清军告密，陈子龙做了清军俘虏。
鉴于陈子龙既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又是深孚人望的抗清人士，清军把他当作重犯由松江押往南京。当那只防范严密的木船行进于运河上时，他趁看守士兵一时疏忽，纵身跳进了急浪滔天的江中。看守士兵急忙伸手去抓，想把他拉上船，但陈子龙反而把这个倒霉的士兵紧紧拽往水中，二人同归于尽。才子加愤青的陈子龙就以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姿势结束了他的生命。是年，陈子龙虚岁四十。陈子龙的投水之地，恰好是他的故乡松江。一个毕生渴望远方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最终绝望地死在了故乡，这更像命运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陈子龙虽死，清军仍对他施以戮尸的惩罚，而曾经藏匿过他的顾咸正等人均受牵连被诛。至于他的天姿聪慧的学生，也在陈子龙身后被捕。夏完淳被押往南京后，负责审讯他的是洪承畴。洪早就知道夏完淳是著名的江南神童，又见他小小年纪，遂有心劝降。他温言对夏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必是受人指使，只要归顺大清，不仅免你一死，还有官做。”夏完淳假装不知道审讯他的就是洪承畴，回答说：“我朝有个人叫洪亨九先生，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年纪虽小，杀身报国，又怎肯落在他之后？”亨九是洪承畴的字，他听罢夏完淳的话，知道夏在讽刺他，大为尴尬。手下那帮如狼似虎的蠢吏们却认真地告诉夏完淳：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痛骂道：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先帝曾亲自设祭，你们怎敢冒充先烈？洪承畴汗出如浆，审讯匆匆结束。
1647年九月，虚岁十七的夏完淳在南京被处决。在狱中，夏完淳写了一封给母亲的信，后人把它加上标题《狱中上母书》，收进夏完淳的文集。信中，他一面对自己死后一家八口的生计忧心忡忡，“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一面则认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讽诵再三，令人唏嘘。不过，夏完淳所希望的“中兴再造”，如同镜花水月，终究没有到来。
夏完淳在家乡松江被俘后，写下了一首类似于绝命诗的作品，题为《别云间》——云间，即松江的古称。这首诗，庶几也可看作夏氏父子和陈子龙两代文人生命最后的绝唱：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与陈子龙分手后，一代才女柳如是后来嫁给了大学者和高级官员钱谦益。康熙三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毕生官场、情场、文场三场得意。钱死后，族人向柳如是追逼遗产，柳如是被迫悬梁自尽，时年四十七岁。是时，陈子龙已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繁华事散，烟消云隐，只有陈子龙和柳如是当年留下的作品以及史书里几行寥寥的文字，还能让人大体复原三百余年前那桩才子佳人的凄婉情事。伴随这场凄婉情事的，则是大明江山的彻底易帜和大清三百年的异军突起。置身于此大背景之下的陈子龙，无论身为才子也好，愤青也罢，他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强加给他的命运。这一切，恰如加缪的伟大作品《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横空出世的论断：西西弗斯的悲剧在于，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