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风流才子的追悔
秦淮河是一条**的河，也是一条流淌着无数兴亡之叹的河。长江水系里，如果比较长度和水量，秦淮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衡量文化和历史，秦淮河无疑远居于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之上。可以说，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似乎再也难找到第二条河像秦淮河那样弥漫着诗意与奢侈，迷梦与向往，才华横溢而又醉生梦死。
秦淮河原称淮水，据说因秦始皇时凿通方山引淮水横贯城中，故而得名。秦淮河分内外两河，其中绕行南京市内的内河，可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自从司马家族南渡以来，便从江南的众多河流中脱颖而出。到了六朝，更是成为南京和江南富庶与繁荣的象征。众多世家豪门，纷纷卜宅河畔。一时之间，钟鸣鼎食之家多如过江之鲫。
总之，这是一条弥漫着金粉与脂粉的河，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公里——缠绕在南京城中的那段，更是只有区区数公里，所谓十里秦淮是也。但这十里秦淮却集合了南京乃至江南的精华和灵魂：“衣冠人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甲申之变数十载后，一个叫孔尚任的剧作家在他流传千古的名作《桃花扇》里，用这首柔美纤巧的诗句描述了他想象中的明末秦淮河的春天。从孔尚任饱含**与感叹地创作《桃花扇》之时往前上溯半个世纪，在距南京一千里以外的河南归德，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也正沉浸在对秦淮河诗酒生活的追忆中。这个人，就是孔尚任《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
可以说，侯方域前半生的幸福生活，几乎都和以秦淮河为标志的南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生于河南归德府官宦世家的公子哥儿，当他和亲密的朋友们醉眼惺忪地游**于秦淮河两岸的酒肆与青楼之间，用青春的**、偏执和佯狂佐酒时，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握到了悲欣人生的脉搏，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多年以后，繁华湮灭，步入中年的侯方域在一篇千字文里，写下了他记忆中的南京和对世事变迁的感叹。
三十五岁那一年，侯方域把他的书斋命名为壮悔堂，后来又将他的文集称为《壮悔堂文集》，并写了一篇阐述其改书斋名因由的短文《壮悔堂记》。然而，就像鲁迅感叹向秀的《思旧赋》因畏于时局而只得刚刚开始就结束了一样，侯方域的《壮悔堂记》也是如此语焉不详。表面看，他似乎在后悔“以古人学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创艾，日其余几”，好像在后悔没有趁年轻努力致学，以致年岁渐长，追悔莫及。事实并非如此。侯方域从小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于文章学问向来自负，他要追悔的，其实与及时为学毫无关系。倒是文中的“时有所创，创则思，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隐隐道出了更为深刻的内因：与其说他在后悔少壮未惜光阴，毋宁说他在感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革时代的文人命运。
那么，侯方域在壮岁之际，到底在为什么事而追悔，是什么刻心铭骨的东西令他痛定思痛地否定自己的前半生？
张岱是晚明著名小品文作家、学者，也是生活的艺术家，他比侯方域年长二十一岁，和侯的父亲年齿相仿，却比侯方域晚死二十五年。张岱晚年，甲申之变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这时清朝的统治已根深蒂固，从而使他能有更从容的心态去打量逝去的大明帝国和自己的过往人生。张岱为自己写了一篇类似于人生总结的墓志铭，其中这样写道：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从早年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到甲申之变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的前代遗老，其实不仅是张岱一个人的自况，更是张岱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的真实写照。侯方域亦如是。
1618年，正值明末天下鼎沸之际，侯方域生于河南归德，字朝宗。侯家乃当地望族，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官至太常卿。这是一个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事宜的官。虽然权力不大，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中国，却位列九卿之一，算得上国家高级干部。侯方域的父亲侯恂，累官至户部尚书，则是有其名也有其实的高级官员。侯方域的叔父侯恪与侯恂为同榜进士，后来升迁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总之，侯家数代为官，且大多出任掌礼乐教化之类的高级文职，从而使侯家形成了一个读书事举子业，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成长，侯方域少年时就敏而好学，十六七岁时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认为生有异质，把他比作汉朝的张安世和唐朝的李文饶。《清史稿》说他“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与之交”。官宦世家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凝结成了侯方域性格中偏执、好为大言和过于自负的一面。
此外，从现存资料看，侯家似乎是一个具有轻快自在、不拘绳墨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家庭。按一般理解，像侯家这种通过苦读后金榜题名再步入仕途的家庭，应当是严谨的、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事实恰好相反——可能也和晚明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日趋开放有关，侯家多少程度上有着率性而为的因子。比如身为高级官员的侯恂，他爱好戏曲，蓄有家乐，为了让演员的表演更加生动逼真，他有时竟悄悄地带着这些演员和自己一起入朝，以便他们观察同僚“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小说家马拉美说过，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写一部小说。这自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但就侯恂的行为而言，他似乎已经模糊了仕途与戏曲的界限。这种率性而为的性格，自然会对侯方域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少年侯方域在北京城里被称为早慧的才子和未来的政界明星时，他对父辈欣赏的回报是常发惊人之论，比如他曾在十多岁时撰文预言天下将要大乱，而目下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寄托中兴希望。
侯方域与方以智、陈贞慧和吴应箕年齿相仿，也是往来颇多的朋友，同时又都出身于鲜衣怒马的官宦家庭，当时被称为复社四公子。这四位风度翩翩的公子身上，可以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因子：他们都讲求生活的质量，多情到了滥情的地步，但全都无一例外的关心时政，以近乎夸张的方式忧国忧民——当他们从秦淮河畔的青楼抽身回到书房时，可以迅速由一个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转化为书桌前奋笔疾书、不无偏激地批评时政的持不同政见者。青楼与青灯，身体的荷尔蒙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它们之间的跳跃如同电影的蒙太奇。
有关侯方域的性格，《明代轶闻》有较为翔实的总结：“方域佚**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辄合，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援友之扼，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西人说性格即命运，假设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明代轶闻》所总结的侯方域的性格推断出他很可能遭遇悲剧性的命运。简单地说，侯方域是一个感性的而非理智的人，他爱憎分明，快意恩仇，这种性格对朋友固然天真可爱，但对敌人——或者仅仅是他不喜欢的人——则未免过于武断和轻率。事实上，后来侯方域遭到弘光政府权臣阮大铖的无情打击，就和他这种过于率意而为的性格不无关系。
尽管曾经在二十世纪经受了无情的批判，但公允地说，用科举的办法选择人才仍然具有它不可抹杀的优点，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办法。用科考的方式选拔官员，至少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些即将出任政府官员者都是士子，都是久沐圣人教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识见似乎要比引车卖浆者流高明。由他们来结构帝国的经纬，应该不无道理。因而，上千年的时间里，学而优则仕成了一个真理。
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二岁的侯方域从北京赶到南京参加秋试。此时的侯方域年少轻狂，这位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把这次考试看作表现才华、结交名流的绝好时机。在南京，他与吴应箕和夏允彝等人秋日登金山，酒至半酣，侯方域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同行者为之气夺，把他比喻为三国的周瑜和前秦的王猛——侯方域留下了一幅写真，画的是他三十多岁时的形象。他手捧一卷图轴，身材矮小，面容委顿，完全看不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蛛丝马迹。其实，那一年的秋日登高，距他在归德追悔平生，间隔仅仅十多年。
然而，志在必得的侯方域竟然在这次秋试中名落孙山，这不仅大出他的意料，也大出时人意料。据说，这位才子之所以榜上无名，乃在于他在策论中对时局的批评过于激烈，主考官当然有理由据此认为这是狂生的虚妄，不录取也是分内之中的事。
落榜是侯方域平生遭遇到的第一桩打击，对此，他的反应相当激烈。他在一篇送朋友的随笔里，不无夸张地写道：“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栖乎高阳之旧庐，日召酒徒饮醇酒，醉则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门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术请间者，固拒之。’于是侯子之庭，无儒者迹。”
南京秋试既是他一生挫折的开始，也是一生爱情的发轫。在金陵，在秦淮的烟水之间，侯方域邂逅了一个和他的名字从此紧密相连的女子。他和这个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桃花扇》的蓝本。
这个女子就是李香君。
李香君名李香，时人称为香君，因了几十年后孔尚任的《桃花扇》而名留青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扇》尽管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却并不等同于历史本身，历史上的李香也并非尽如《桃花扇》所刻画的形象。
历史的冷酷在于，经过了时光的过滤后，后人再也无法真正进一步地对先人的悲欢离合感同身受，甚至他们能记起先人的名讳，往往也不是因为对他们有多么深刻的洞察与理解，而是因为这些先人有某些令后人稍感兴趣的经历以供谈资。比如侯方域，于今天的大多数人——包括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恐怕知之者甚少；纵使有知道者，也是因为**如斯的李香君，顺便也才记住了李香君的男朋友侯方域。多年以后，当侯方域历经丧乱，重回老家归德，在无限的感慨中以诗酒自伤自娱时，他为这位曾经的情人写过一篇千余字的传记，他把李香君称为李姬，记录了他们已然消失的爱情传奇。
李香是当时秦淮河畔名妓李贞丽的养女。李贞丽为人有侠气，曾经一夜输尽千金而意气自若，和她来往的都是当世豪杰，她尤其与阳羡的陈贞慧关系最好。李香受李贞丽的影响，性格中沉淀了同样的侠气与率真，侯方域称之为“亦侠而慧”。和柳如是诗词俱佳不同，李香只是“略知书”，但“能辨别士大夫贤否”，由此受到复社领袖张溥和夏允彝的称赞。至于其长相，从当时和她有交往的文人留下的记载看，和柳如是一样，似乎也算不上美女，最多中人而已：“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人题之为‘香扇坠’。”
三百年情事俱成过往。但我感兴趣的是，在甲申之变前后的那个变革时代，江南的女子——尤其是妓女，比起当时的男人来，反倒更多一份肝胆相照的侠气。她们人在青楼，行的不过是陪酒凑趣的生涯，但对家国时势的关心，完全不让须眉，而她们的识见，则更令须眉汗颜。
侯方域于1639年秋试时来到南京，张溥便向他兴致勃勃地介绍秦淮河畔有李香这样一个奇女子。侯方域本是风流倜傥之人，遂欣然前往，两人由此结识，并开始了他们为期只有几个月的爱情——幸好我们知道，爱情的真诚与否，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唯一的判别标准。这一年，李香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当侯方域和李香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热恋时，另一位也被认为是才子的人也身在南京。与侯方域醉心诗酒风流不同，这位才子处心积虑想要东山再起，以图施展政治抱负。这个人就是阮大铖。
1639年，闲居南京的阮大铖可能是那一年最倒霉的人。阮大铖早年投靠阉党，后来阉党失势，他遭受了来自东林和复社的打击，几度想要起复，均因东林和复社的不妥协而作罢。1632年，他为避李自成之乱，从家乡怀宁迁居南京，一面以他才子的天赋创作风雅的剧本教习家乐，一面招揽游侠，谈兵说剑，企图以边才而被起用。
暂时失势的阮大铖虽然没有也不敢再与东林和复社为敌，却于1639年遭遇了来自复社公子们的主动进攻。这一年，因南都秋试的举行，大批复社骨干人员和东林人士的子侄聚集南京，由冒襄和魏学濂——魏学濂即被阉党迫害致死的魏大中的儿子——发起，在秦淮河畔举办了一次旨在向阮大铖挑战、为魏学濂扬威的盛宴。盛宴上，大批被阉党迫害的东林人士的后代出席，更兼有复社的一批领袖人物。其时，魏学濂向与会者展示了其父魏大中的血衣和血书，群情激愤，哭声震天。现在看来，冒襄等人的举止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使人怀疑这次聚会到底是旨在夜宴还是旨在忆旧——当天晚上，为了举办这次夜宴，单是羊唇就用了三百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菜品和美酒以及三杯美酒下肚后，被旧时恩怨引发的政治豪情，这些看似不太相干的东西就这么杂糅到了一起。
随后，陈贞慧和吴应箕、顾杲等人觉得还不过瘾，还没把阮大铖搞臭，于是一番策划之后，由吴应箕起草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里，复社的公子们条分缕析地罗列了阮大铖的几大罪状。但细察深究，这些罪状有太多捕风捉影之处。《留都防乱公揭》的策划者们组织了一百四十二人在上面签名，并由前来南京参加考试的复社成员将其批量复制后带往全国各地。
阮大铖的为人确有可鄙之处，即使在投奔魏忠贤时，也狡猾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往好里说，这是他的政治智慧；往坏里说，这是他的人品有缺。不过，当他闲居南京，并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没有东山再起后就要像复社领袖们预言的那样为阉党翻案的意思时，他闲居期间创作的一系列剧作，按陈寅恪的解读，其实隐然充满了悔意。因而，阮大铖在复社及东林子侄的凌厉攻势下，只好含恨逃出南京。当陈贞慧和顾杲等人纷纷沉醉在虚拟的胜利中时，应社创始人杨廷枢写信批评他们此举纯属无事生非，“不燃之灰，无俟众溺”——阮大铖就像一堆无法再燃的死灰，犯不着兴师动众地大家都向它撒尿。顾杲大为不满，两人为此交恶。究其实质，陈贞慧和顾杲等人带有夸示意味地痛打阮大铖这只死老虎，在于晚明时期那种与众不同的社会风气：一个被认为正直的文人，一旦挺身而出批评奸佞或朝政，越是激烈的批评，越是出格的举动，反而越能赢得时人敬仰，越能轻易获得天下重名。因此，“顾杲等人实际上是把攻击阉党作为操持清议权杖的手段，从事着朝外政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