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总，”一位此前从未正面表态的人开口，“你提出的风险前置原则，我们理解。”
“但如果因为少数极端情况，让大多数项目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这是否公平？”
这是一个道德型问题。
它试图把她，推到“牺牲大多数”的位置。
林晚抬眼，语气依旧平稳：
“如果风险己经被证明是结构性存在的，那它就不是少数情况。”
“只是它出现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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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微微一笑：“但规则必须可执行。”
“过于理想的规则，往往只存在于文件里。”
林晚点头：“所以我才反对，用‘事后追溯’代替‘事前标注’。”
“因为事后追溯，几乎从不真正执行。”
这句话，让会议室气温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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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成员接过话头，语气明显转冷：
“林晚，你是不是默认——
现有的制定者，都在有意规避责任？”
这一次，不再是技术问题。
是指控。
会议室里，空气紧绷。
林晚没有立刻回答。
她看着桌面，像是在确认什么。
几秒后，她抬头，语气很轻，却很清楚：
“我不默认动机。”
“我只讨论结果。”
“如果一套机制，在过去十年里，
没有一次真正追溯到制定层，
那它本身，就己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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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彻底沉默。
这不是攻击。
是事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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