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第一节 剿饷延期和加派练饷
崇祯十年，朱由检在加征剿饷的诏书里曾经说过：“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杨嗣昌的“三月平贼”（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计划却无法兑现。农民起义的烽火虽暂时受到了遏止，但距离统治者希望的“**平”还远得很。设想明廷会恪守诺言从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继续用兵就要继续征饷。朱由检忸怩作态地表白一番不愿“失信”于民之后，就在“勉从廷议”的幌子下决定剿饷延期。[1]
到崇祯十二年，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形势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廷臣们归咎于兵虽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练边兵的建议。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决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有奇；三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有奇；五总兵各练一万，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得十五万七千有奇；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2]按照这一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朱由检一想到手头将有这么一大批精兵，实现“制虏灭寇”的夙愿自无问题，于是欣然报可。
这时，副总兵杨德政又想出了一着高招。他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流动不居；要想“灭寇”，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武装。因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具体说来就是府裁去通判，设练备一职，品级相当于官军的守备；州裁去判官，县裁主簿，添设练总一职，相当于把总级别。练备、练总隶属于知府、知州、知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或称乡兵）；民兵的任务是捍卫乡土，不得调往他处；并且规定数额，每府练民兵一千、州七百、县五百。这个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赏，杨嗣昌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3]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有的官僚担心赋税有增无减，势必导致农民逃亡增多，甚至“驱民为盗”。杨嗣昌却鼓动如簧之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4]崇祯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
就实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万精兵和各府州县的民兵不过是纸上谈兵，各地方无非虚报一个练兵数字，然后就借“练饷”之名拼命搜括[5]，“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6]。结果是“饷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7]。崇祯十三年，全国性的大灾荒固然同气候有关，但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加赋迫使农民大批逃亡，耕地荒芜。巨额兵饷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官军士卒的待遇，不过使将帅扩大了财源，“盖各边将士视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钱而已”[8]。明清之际就有一个封建文人深以加饷非策，他指出：“古来师行，粮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贼之饷，纯用折色，已不得宿饱。……于是，师之所至，在在打粮，而楚、豫之苦兵甚于贼矣。”[9]
继剿饷之后又加派练饷，充分显露了朱由检之流的凶残和昏庸。他们以为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杀出一个天下太平。殊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裤带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也就拉得越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言简意赅的俗语道出了一个真理：反动统治者总是利令智昏，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对自己。
第二节 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
明廷的残酷榨取，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客观上的革命形势正在不断成熟。到崇祯十二年春天，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军同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双方暂时维持着的“抚局”，像飘**在风雨中的蜘蛛网一般随时可能破裂。农民军在严密地戒备、仔细地观察着四方的动静。明谷城知县阮之钿在四月间写下了绝命辞，房县知县郝景春拼命向上司请求援兵。这时，明廷正策划着一场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围剿。四月下旬，兵部尚书杨嗣昌和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准备趁“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起义军。为了实现这个肮脏计划，他们一面派人摸清“献忠营内人众若干，强弱、虚实、向背情形”[10]，一面檄调入卫京师的甘肃镇总兵柴时华部、宁夏镇总兵祖大弼部以及京营禁旅南下湖广，同时命新任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趋会郧、襄，与理臣合兵夹击”；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标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齐头并进。[11]
就在明廷计谋已定，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或许得到了密报，或许从迹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险。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新起义。[12]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谷城县城，阮之钿服毒自尽。张献忠把曾向他勒索金钱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单和得钱数目，逐一写在墙上，公之于众，既揭露了明朝反动统治的黑暗，也从一个角度申述了重新起义的正义性。为了避免被明政府军包围，张献忠决定西进房县，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义军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从二十四日起联合围攻房县县城。明知县郝景春等负隅顽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投降，起义军遂占领房县，郝景春被处死。
谷城、房县起义之后，在均州一带“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五营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何去何从。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其裤下，吾不为也。”当场咬破手指，歃血为盟，并上书熊文灿表明他的反动立场，请求明政府“分顺逆”[13]。王光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大丈夫各立门户”，拒绝同张献忠、罗汝才等一道重举义旗，实际上他并没有立什么门户，不过是钻在豪门犬窦当中充当一只看家狗罢了。后来，被王光恩挟持的一些“受抚”首领降叛无常，而王光恩却始终没有回头，在保卫明王朝摇摇欲坠统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南下湖广，他盘踞郧阳，抵死抗拒，博得了明廷的齐声喝彩。
谷城再起，像一声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抚政策和偷袭计划的破产。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慌忙下令给总兵左良玉，叫他率兵进剿。左良玉认为这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难以追赶。熊文灿自知无法向朝廷交代，希冀侥幸取胜可以减轻罪责，坚持要进兵。左良玉只好同河南副将罗岱率领部众冒着炎暑进兵。他让罗岱打前锋，自己跟在后面。七月十五日从襄阳起程，只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士兵饥肠辘辘，沿途采摘山中野桃、枣子为食，有的把军马杀了吃，有的甚至吃树叶，直至七月二十五日才赶到房县。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之间设下埋伏，故意“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官军进入埋伏圈后，义军一声令下，把官军全部包围。官军情知中计，乱成一团，副将罗岱被杀，左良玉拼命突围，大败而回，连总兵官的关防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士卒死者一万多人，丧失军资器械不计其数。左良玉逃回房县清点人数，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14]
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左良玉的败讯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气急败坏，下令把总理熊文灿、河南总兵张任学革职[15]，左良玉降三级图功自赎。随令各督、理分任责成，合力扫除，“立限十二月成功，延违一体参处”[16]。
谷城和房县的再度起义，对明朝廷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其他各支农民军则是个有力的鼓舞。特别是在这以后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张献忠和罗汝才部是反抗明王朝的主力，吸引和拖住了明政府的大批官军，这就为其他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崇祯十四年以后明末农民战争进入**同他们的斗争业绩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 杨嗣昌奉命督师
杨嗣昌夺情视事以后，一直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十一年六月，他和程国祥、方逢年、蔡国仕、范复粹同时入阁任大学士，“仍带管兵部事”[17]。崇祯十二年八月，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抵京。杨嗣昌移交部务后，上疏请罪。朱由检在二十二日批示：着杨嗣昌“回阁佐理”。杨嗣昌为了表示自己的谨慎小心，再次上疏请罪。尽管疏中毫无自请督师的意思，朱由检却在二十五日批示道：
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如，尤见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速与办给。[18]
这是明廷命杨嗣昌出京督师的第一个文件。三天以前，朱由检还手诏杨嗣昌回阁佐理，转眼之间却派他出马督师，而且连权限范围以至颁给剑敕等具体事务都做了明确规定，使杨嗣昌毫无推托的余地。这正是朱由检的特殊御下之道。
经过几天的准备，杨嗣昌被授予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简称督师阁部或阁部。九月初四日召对时，朱由检说：“剿贼事前已面谕，又有敕书，还有一事要紧，特召卿来密谕。”密谕的内容就是强调，“张献忠曾惊祖陵，绝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19]。朱由检的“密谕”对杨嗣昌督师期间的军事部署规定了根本方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明政府手中的兵力有限，要同时对付各部起义军显然力不从心。至于集中力量打张献忠部，是由于张献忠谷城再度起义，打破了明廷的抚局，使他恨之入骨。同时也因为张献忠部是当时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如能够把张献忠部歼灭，其他各部就比较容易对付了。至于说张献忠“曾惊祖陵”因而绝不可赦，只不过是一种饰词而已，否则就无法解释准许张献忠在谷城“受抚”。
朱由检对军事部署做了指示以后，又说道：“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回头命太监捧过他的亲笔题诗赐给杨嗣昌，诗云：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20]
杨嗣昌感激涕零，于九月初六日离开北京前往襄阳。十月初一日到达襄阳，即同革任总理熊文灿、太监刘元斌、巡抚方孔炤和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会商军务。
杨嗣昌出任督师，表面上气派很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良谋奇策，不过按照朱由检的剿抚兼用的“密谕”行事而已。他调兵遣将，一心想打垮张献忠部，而对于包括罗汝才在内的其他各支起义军则尽量施展招降诡计，妄图分化瓦解。当时李自成的部众很少，去向又不明，杨嗣昌并不把他看在眼里。为了达到剿灭张献忠部义军的目的，杨嗣昌认为必须集中兵力，改变过去进止不一的局面。因此，他在十月初五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指挥其他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各镇总兵的权力。他说：“必立大将一员，总统诸部，听其指麾，共臣谋划，转行调度。而后以威众则无不服，以用众则无不调，以杀贼则罔不摧，以平贼则罔不效。臣之不材，不敢方古裴度，而行间李愬，则良玉亦或庶几。”[21]杨嗣昌推荐左良玉为大将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自己尽管位高势重，毕竟是文官，为了防止武将跋扈，调度不灵，需要笼络一员实力最强的将领充当助手。而左良玉在当时诸将中比较能打仗，声望也比较高。杨嗣昌希望通过破格重用，使左良玉感激用命，同时依靠左部兵力挟制其他将领。由于左良玉在播箕寨战役中丢失了总兵关防，成了无印之官，杨嗣昌向崇祯建议，把藏在内府的“平贼将军印”颁发给左良玉，并赐给敕书一道，明确规定左良玉的权限。朱由检言听计从，一一核准。
在部署军事围剿的时候，杨嗣昌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攻势。他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刻榜悬赏通缉张献忠，榜文上画着张献忠的头像，书《西江月》一首，词云：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
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22]
榜尾大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23]榜文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到处张贴，张献忠看到以后，笑道“营中有获嗣昌者赏银三钱”[24]，对这个位极人臣的督师阁部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第四节 玛瑙山之役
张献忠、罗汝才等获悉杨嗣昌出马督师后，预感到将有一场恶战，就把队伍带进深山。杨嗣昌在襄阳筹划进剿时，张献忠部已由湖广西进，转入陕西、四川交界地区；罗汝才、过天星等部则活动于南漳、房县、兴山、远安一带。杨嗣昌秉承朱由检关于集中力量首先打击张献忠起义军的指示，于崇祯十三年闰正月檄诸道进兵，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领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的军队从汉中西乡入川。他估计围剿开始以后，张献忠将率部折入陕西，因此命令左良玉以主力驻于陕西兴安（今安康）、平利，另遣偏师三千人入蜀参加追剿。左良玉不同意这个部署，认为把主力留在兴安、平利，只遣偏师追剿，未必能够奏效，而张献忠部未必会北入陕西，万一向西进入四川的成都平原就难以控制。因此，他拒绝执行杨嗣昌的命令，在二月初一日带着部下兵卒由渔渡溪进入四川。杨嗣昌对左良玉擅自违反自己的节度很不满意，把左良玉的申文转报崇祯皇帝，意思是立此存照，打了败仗也同自己无关。
二月初七日，左良玉所统主力和陕西官军，同张献忠部义军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市）玛瑙山遭遇。义军据守山顶，准备迎敌。左良玉由于新受命为大将，求功心切，在察看了地形险易后，下令由他自己统率的军队担任中路和右路，陕西兵为左路，以击鼓为号，同时发动进攻。起义军虽然拼命反击，终因力量不敌，被官军攻上山头，老营也遭到袭击。献忠大败，部卒牺牲了三千五百多人。他自己用的镌有“天赐飞刀”字样的大刀，刻有“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字样的虎符、镂金龙棍，令旗、令箭、卜卦用的金钱以及妻妾敖氏、高氏等七口都被官军掳获。十反王杨友贤投降。张献忠的军师潘独鳌躲在树林里也被官军搜获。杨嗣昌命令把敖氏、高氏和潘独鳌关进襄阳监狱，飞章向朝廷报捷。朱由检得报后欣喜异常，除了颁发赏银等物以外，还命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制定将领立功赏格，催促杨嗣昌乘胜进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