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九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在韩溪寺[26]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起义军阵亡一千三百人，张献忠部将左营一条龙（薛成才）、右营顺天王（贺国现）领着两千多人投降。次日，官军追到盐井，起义军又损失六百五十一人，前营二只虎带着一千多人投降。但这时张献忠部仍有相当实力，在西撤途中将四川官军张令部六千人包围在柯家坪，直至湖广官军赶到后，张献忠才解围而去。三月十五日，陕西官军又追杀起义军于木瓜溪，义军战士牺牲了一千二百多人。张献忠在连遭重大挫折以后，领着残兵败卒进入荒山野岭，躲过官军的追剿。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张献忠的处境是十分险恶的。杨嗣昌毫不掩饰自己扬扬得意的心情，多次在给朝廷的奏疏和给其他官僚的信函里，预言张献忠被“擒斩”已经指日可待。然而，同他的预料相反，张献忠部义军终于渡过了难关，在崎岖的征途上又胜利前行了。这里的原因有三：一是张献忠和他的忠实部下，没有因为敌人强大和自己屡遭挫折而悲观失望；二是山中的老百姓给了义军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拿出了食盐、粮草等生活必需品支援起义军，还对官军封锁义军的行踪，帮助起义军探听官军的动向；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使他们不可能齐心合力地追剿起义军。
前两个原因比较明显，这里着重谈谈第三个原因，即统治集团内部文官武将之间矛盾的激化。玛瑙山战役以后，左良玉神气起来，认为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立下大功，是违背杨嗣昌的部署才取得的，从此就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杨嗣昌命他乘胜追击，他偏按兵不动。杨嗣昌亲笔写信给他晓以利害：
圣意所重，全在逆献一人。深箐四壁，险峻难逃。将军在彼，严督穷搜，断可必得。今云十二日引兵而还，何耶？想穷谷无粮，大兵难驻。将军必不得已而为此。或张应元、汪云凤亦能办此则幸矣。万一不能，而逆献终逃不获，将奈之何？将军万万再画必然之策，勿胶奇正之言，果大兵回兴，须驻彼调度，期擒渠而止。毋令旁观忌嫉之夫谓贼在掌握而复纵逸为患也。[27]
左良玉对此置之不理，仍然“高卧竹溪、屡檄不动，不肯协心穷搜深箐”[28]。杨嗣昌本来就性情褊狭，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更主要的是急于抓到张献忠以便向朝廷请功，因此对左良玉大为不满。他在愤懑之中写信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用陕西总兵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即据以入告，取得了朱由检的同意。朝命下达之后，杨嗣昌又犹豫起来，他知道临阵易将，兵家所忌，何况无论在声望上还是在实力上，贺人龙都不能同左良玉相比，于是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这种用大将如儿戏的做法，反映了明廷内部的重重矛盾。左良玉闻讯之后，对杨嗣昌极为反感；贺人龙因为杨嗣昌透露过将任命他为大将正满心高兴，不料杨嗣昌出尔反尔，事情中途变卦，也怀恨在心。这样，由于杨嗣昌心地褊狭和行事笨拙，大将没有换成，反而弄成两面不讨好。张献忠充分地利用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率领部众偃旗息鼓从山间小路返回湖广兴山、房县地区。
这年七月，罗汝才、白贵（小秦王）、武自强（混世王）等部在兴山县丰邑坪被京营官兵和湖广官兵击败，阵亡士卒三千三百人。十三日，白贵、武自强、张自秀（张胖子）率部众四千人于羊角寨投降。罗汝才感到兵单势孤，乃于十九日同张献忠部合营于白羊山。[29]两人商议后认为官军主力云集湖广，只有进兵四川才有前途。于是，两部义军合力向四川挺进。杨嗣昌得到报告，决定自己亲赴四川，“压贼折楚，一鼓可完”[30]。不料川军方国安部由于前任总兵罗尚文“虚冒剥削”，以致士兵“衣甲器械蓝缕朽蔽，全不堪战”。起义军进抵大昌，杨嗣昌檄调方国安部“迎头截击”，方部未至而义军已渡过昌江进抵净堡。这里原有川将张奏凯领兵五千据守，听说义军到来吓得魂不附体，避上高山，使义军不战而过。杨嗣昌闻讯后气得连声抱怨川兵“毫无足恃”，以致“山川绝险”而起义军却“如履坦途”[31]。
第五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转战四川
崇祯十三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起义军为了摆脱困境，决计联合入川。九月初九日，进抵大昌城下。明四川巡抚邵捷春领着官兵在这儿据守。起义军便绕过大昌，向开县、新宁（今开江县）、梁山（今梁平县）行进。十七、十八两日，张、罗二部在达县地区作战不利，又转回大昌、大宁（今巫溪县境）。本月底，起义军在达县尤溪口击败追袭而来的总兵方国安、参将罗于莘部官军，趁势进取巴州（今巴中市）。十月初三日，在巴州同敌副将张奏凯部作战。十一日，过广元县，渡嘉陵江。十三日，攻剑州（今剑阁县），破城后杀署印官。占领剑州以后，张献忠、罗汝才曾打算北上广元，经宁羌（今宁强）入陕西汉中，由于明陕西当局深恐义军重返陕境，派总兵赵光远、贺人龙统重兵扼险于川陕交界的朝天关。张、罗见入陕有困难，即于十六日从剑阁起营向南攻克梓潼县。十九日于庙垭击毙明副将罗万象、韩光荣、刘贵、谭绎等。二十一日又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活捉并处死了叛徒张一川（扫地王），随即进抵绵州（今绵阳）。
起义军在剑州、梓潼的胜利，迫使杨嗣昌向朝廷请罪。他在奏疏中说：
窃臣入川督剿，贼由广元、昭化将奔剑州、梓潼，业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梁山县（今梁平）拜疏上闻。臣即冲泥冒雨，于二十七日早发梁山，经过大足（当是大竹）、广安、岳池，至于顺庆（今南充）。亲见随行步兵跋涉之苦，马骡倒损之多，臣亦心忧身病，憔悴支离，无复人理，始知蜀道之难果难于登天也。日望官兵一战之捷，挫败狂锋，蹙之遄死。岂期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该署镇方国安遣罗万象（原作罗万家，误）、韩光荣、刘贵等，一溃于剑州之上真铺；抚臣邵捷春遣寅启高、孙逢圣、卫嘉增、邹鸣等，再溃于绵州之亢香铺（他书作沉香铺）。皆行无哨探，止无营垒，梦梦焉如寻常走路，掉臂遨游，而倏然遇贼，稳步入其伏中。即客将李国奇、贺勇、张应元与署镇方国安等梓潼一战，亦不隄（提）防贼“打倒番”，而先胜后败，得不偿失。臣在中途闻之，拊心顿足，仰天嗟吁。何区区二孽，若是其凶且狡，而我兵未能得志也。[32]
杨嗣昌把围剿的失败归罪于四川当局的疏于防范和陕西官军的挟饷噪归。四川巡抚邵捷春竟因此革职逮问，论罪弃市。巡抚一职由监军道廖大亨接替。陕西总督郑崇俭也被革职，由丁启睿继任。
十一月，义军经中江破什邡县，进至汉州（今广汉县），又经绵竹、金堂、简州、资阳进至安岳、乐至一带。杨嗣昌和监军大理寺评事万元吉见官军进止不一，处处被动，乃拔总兵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为副总统，负责组织各部官军追剿[33]。由于四川当局腐败已极，无力组织有效的阻击，起义军一到往往不攻而下，加上张献忠、罗汝才采取了“以走致敌”的战术，使追剿官军疲于奔命。在当时的官军士兵中传布着“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的“流言”。他们留恋左良玉的按兵不动，而对猛如虎驱迫他们一味跟在起义军后面穷追不舍深为不满。
十二月初一日，起义军破隆昌县；初五日破泸州，杀了途经该城赴任的明松潘道黄谏卿[34]和泸州知州苏琼。初七日，攻克南溪县；十一日又克荣县[35]，进围井研。十四日克仁寿县，杀知县刘三策。十六日清晨，起义军到达成都东门外，见官军守御严密，即绕城北上，再次攻克德阳。此后又继续北上，于昭化县境渡过嘉陵江，二十九日夜间以骑兵诈称杨阁部差兵赚开巴州。这样，张献忠、罗汝才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九月入川之后，在四个月里拖着官军在四川腹地来了个千里大游行。他们既然已经把督师杨嗣昌、监军万元吉和相当一批官军牵进了四川，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如何抢在官军的前面打出四川，到湖广地区去开创新局面了。起义军战士们胜利实现了“以走致敌”的方针，不禁心情激**，“饮酒鼓掌而歌，以诋嗣昌曰：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36]歌词表达了起义农民对反动统治者的鄙视和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第六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出川和攻克襄阳
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从巴州起营，攻克通江县，取道达州，打算沿进川时的旧路东出湖广。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广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正月十三日，起义军进至开县黄侯城[37]时，被猛如虎所统官军追上。当时官军业已“人马困乏，多不能前”，有的将领主张休息待次日再战。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求功心切，认为好不容易才追上义军，如若耽搁一天起义军又走远了难免贻误战机。于是，不顾士卒疲惫，下令直前搏战。双方战况非常激烈。张献忠登高一望，见追上来的官军数量不多，没有后续部队，乃挥众冲杀而下，把官军包围在内。义军战士人人勇气百倍，呼声震天，冲锋直前。官军抵敌不住，乱成一团，参将刘士杰被击毙，猛如虎溃围脱逃，其子猛先捷、侄儿猛忠矢尽弦折，拔刀自刎。官军经过这场恶战之后，元气大损，再也无力追赶了。而奉调入川夹剿的左良玉却由于对杨嗣昌积恨甚深，对发来的九次檄令置若罔闻。待义军即将由四川东出湖广时，他竟拉起队伍开往陕西兴安，“若相避者”[38]。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出夔门（今奉节县）经巫山进入湖广。正月二十五日攻克兴山，杀官军守将吴国懋、知县刘定国。[39]东进至当阳县时，探得襄阳城内官军守备单薄，乃定计奇袭。张献忠亲自率领轻骑一日一夜奔驰二百里，到达襄阳附近，命部将率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军，拿着缴获来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入城内。[40]二月初四日夜半，埋伏在城内的义军将士放火为号，趁乱袭击驻防官军，城内顿时鸡飞狗走，鼎沸起来。天明以后，起义军主力一到，即占领了襄阳。明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坐于襄王宫中殿上，给朱翊铭一杯酒，说道：“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41]把他拖到襄阳西城楼上处斩，又杀襄藩贵阳王朱常法等。义军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战役中被俘的军师潘独鳌和献忠妻妾。献忠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42]。
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的出川和攻克襄阳，同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里程碑。它们标志着明廷组织的反革命围剿已经全盘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起义农民方面。那位显赫一时的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这时也已经完全绝望。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哀鸣道：“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43]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湖广沙市徐家花园[44]，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农民起义的勃兴，在明廷内部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明廷官员如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纷纷上疏，“极言枢辅之恶”[45]，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46]。廷臣们见皇帝护短，只好缄口不语。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传来，朱由检接受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任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起用因事下狱的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农民起义军。此后虽多次易马，却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杨嗣昌那样得到朱由检的信任了。
[1] 四川道御史卫周胤在崇祯十五年四月的奏疏中说：“剿饷原暂行一年，次岁又复催征二百八十万，吸尽百胜之膏血，实杨嗣昌流毒于天下也。”（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九七页）后来，钱肃乐在《论恢复疏》中说：“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倾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见《甬东正气集）卷一）
[2] 《明通鉴》卷八六。
[3] 从湖广巡抚宋一鹤的题本中可以看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题本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地方上遵命裁练的情况。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至八六页。
[4] 《明通鉴》卷八六。
[5] 明亡前夕，大学士蒋德璟在一次召对时说：“既有旧饷五百万、薪饷九百余万（指崇祯三年增加的辽饷和十年加派的剿饷），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一万，今止二三百。若山（山海关）、永（永平）兵七万八千，蓟（蓟州）、密（密云）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宣府）大（大同）、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朱由检听得刺耳，大发脾气。蒋德璟退出后上疏重申自己的意见：“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皆以抽练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旨，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不言及。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甚至未见贼先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尤急。盖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追咎于议练饷之人。”（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孙承泽也说：“杨嗣昌在兵部议加剿饷一（当作二）百八十万，欲练兵十二万为剿贼之用。饷既加，陕、豫、江、楚报兵八万，然仍旧籍之兵也。又议加练饷七百余万，将宣、蓟边兵抽而练之，集成劲旅。营制纷纭，出彼入此，仍旧籍之兵也。剿不成剿，练不成练，而四海之困穷已甚矣。”（《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6] 《明通鉴》卷八六引给事中王家彦疏。
[7]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赋役》。
[8] 《三垣笔记·附识》卷中。
[9] 《野老漫录》。
[10]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密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1] 杨嗣昌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密奏疏》《再奏疏》，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12] 《平寇志》卷三，记张献忠重新起义的日期为六月初一日，又说七月初一日“献忠焚谷城，西走房县合曹操”。时间都不对。这里是根据王鳌永《抚郧疏稿》、《郝太仆褒忠录》以及《杨文弱先生集》，三书的作者都是当事人，应属可信。
[13] 《平寇志》卷三。
[14] 王鳌永：《抚郧疏稿》，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题本《为塘报贼情事》。
[15] 张任学原为御史，后改武职，任总兵。副将罗岱部即拨交他统率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