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第八七七页。
[17]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戊寅六月八日召对》。
[18] 《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
[19]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20] 朱由检亲笔题诗当时曾立碑文庙，现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还保存了一块（北京图书馆有拓片），诗后书“赐督师辅臣嗣昌，崇祯十二年九月”。有的书记载这首诗的文字略有出入，如首句中“今暂”二字作“暂借”，应以碑文为准。杨嗣昌到襄阳后竖起“盐梅上将”的大旗，他的直属标兵称为“上将营”，都是以这首“御制诗”做标榜。
[21] 《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五；杨山松：《孤儿吁天录》。
[22]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榜购一词》条。按，此条首云“总督杨文岳嗣昌出师，榜辑剧寇张献忠”，杨嗣昌字文弱，谈迁误为文岳，又称之为总督，遂与明保定总督杨文岳混为一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载此事时更写成“保督杨文岳出师榜缉张献忠”，均误。又杨氏所载词中“兴安、平利走四方”一句作“兴安、平利走东乡”。李馥荣：《滟滪囊》卷一所载杨嗣昌榜刊《西江月》词句为：“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往来楚蜀肆猖狂，弄兵潢池无状。云屯雨骤师集，蛇豕奔突奚藏？许尔军民绑来降，爵赏酬功上上。”或系杨嗣昌所刊另一榜文。
[23] 见《滟滪囊》卷一。崇祯十二年十一月杨嗣昌在《备述献贼孤穷，亟宜悬赏购缚疏》中酌议“有生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加升玉带，荫锦衣卫指挥世袭；斩首来献者赏银二千两，加升玉带，荫授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其他分别给赏。此议于十二月初八日经朱由检批准（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七；又见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二）。按，杨嗣昌在朝廷面前历来谨小慎微，他在榜文中公布的赏格不大可能同朝廷认可的规格相抵牾，所谓“赏万金，爵通侯”疑是传闻之辞。但他在《飞报玛瑙山大捷疏》（疏尾云崇祯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圣旨，上奏时间当在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中说：“臣于两月之前，恐其潜踪远窜，业已画刻图形，遍布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处，高悬赏格，预备擒拿。”既云“两月之前”当在崇祯十二年十二月间，同上引两个材料相符。可知榜文上确已列出赏格，标准应是经朱由检批准的规格。
[24] 见《滟滪囊》卷一。按，此事在《平寇志》等书中，都记载于杨嗣昌追击张献忠入川之时，还说在杨嗣昌的衙门里到处贴着“有斩阁部来降者赏银三钱”，嗣昌“疑左右皆贼”。参考上引原始材料，恐系传闻之误。
[25] 玛瑙山战役中，张献忠大败的主要原因，是这时左良玉感恩图报，肯于打硬仗。杨嗣昌决定暂时放过其他各部义军，集中左良玉部和陕西、四川、湖广官军专一打击张献忠部，力量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暂时获胜是毫不奇怪的。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里，对左良玉等部取胜的原因表示怀疑，说“献，剧贼，丧败至此，必有意外之变”，因而采取了左良玉遣降将刘国能挑选一批精兵伪装成打粮归来的义军将士混进营盘，突然内外夹攻，献忠猝不及防，以致大败的说法。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孙之《二申野录》卷八，也持此说。其实，这个传说是不可靠的。据现存左良玉出师时的报告，刘国能和李万庆当时留守郧阳，不在行间。另外，玛瑙山战役的经过，在杨嗣昌当时的奏疏里有详细的描写，可资参考。
[26] 《绥寇纪略》卷七、《国榷》卷九七写作寒溪寺，此据《杨文弱先生集》和《孤儿吁天录》。
[27]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九。
[28]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一。《绥寇纪略》卷八说，张献忠派部将马元利携带重宝去见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独不之思乎？公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专，无献忠即灭不久矣。”左心动，实纵之去。这一说法不知可靠与否。但明后期官场上重文贱武的风气十分盛行，左良玉等反动将领出于个人考虑，采取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办法，当系事实。
[29] 据光绪十年《兴山县志》，白羊山又名白羊寨，在县城西偏北。
[30]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31]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二。
[32]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一，《独请臣罪疏》。按，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连续击败四川官军（主兵）和奉调入川的陕西、湖广官兵，使杨嗣昌组织的围剿遭到重大挫折，战果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无名氏作《纪事略》载：“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兵丧殁殆尽。”过分地夸大了这一战役的规模。
[33] 《国榷》卷九七。杨嗣昌选拔猛如虎、张应元为正副总统同左良玉、贺人龙不听调遣有密切关系。
[34]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再报蜀疆失守州县疏》。
[35] 《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嗒史》作营县，误。
[36] 《滟滪囊》卷一，邵巡抚指原任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指接替邵捷春的廖大亨。
[38]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与宋楚抚一鹤》。
[39] 《孤儿吁天录》卷十四；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二一，《人物》。
[40] 《平寇志》卷四，说这位部将是刘兴秀，可备一说。崇祯十四年八月奉敕往勘襄阳失事情形的司礼监策笔太监王裕民的题本中，除了说到起义军有“假充阁部差官，安置公署”者以外，还谈到有“奸细伏于平日”以及从前安插在樊城的“降丁”，“盈千盈百，往来城中，不知是贼是兵”，又说监禁在襄阳监狱内的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也暗通线索（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九页）。总之，张献忠为了奇袭襄阳，事先是做了周密布置的。
[41] 《平寇志》卷四。按，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收入《野史无文》卷十四）载献忠与襄王的对话较详。此书作者虽自称得自亲身见闻，然核之以现存明档（《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二四页）等原始材料，作者所言多有失实之处，如攻克襄阳之日，可断定为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余瑞紫却记于崇祯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此不取他的说法。
[42] 《明季北略》卷十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作“发银十五万以赈饥民”。
[43] 《杨文弱先生集》卷五三。
[44] 关于杨嗣昌之死，《绥寇纪略》卷八云：嗣昌自川“返荆州，将谒惠邸。王命阍者谢曰：先生愿见寡人者请先朝襄王。嗣昌惭，乃缢”。同书卷七又云：“嗣昌闻襄阳破，遂不复食。及闻李自成陷洛阳，于是拊膺大恸曰：无面目见上。伏毒死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云：“嗣昌败后，左良玉以平行牒文侮之。嗣昌惭愤，乃仰药自杀。”嗣昌子杨山松于《孤儿吁天录》中力辨其诬，云其父乃病死。按：据杨嗣昌死前书函及在嗣昌左右之监军万元吉所作《筹军录序》可知嗣昌时已病重，疾中获悉福、襄二藩相继告陷，惊悸转剧，虽曰死于病，实亦死于时局也。嗣昌殁时方五十余岁，尚在壮年，距襄阳之破不足一月，相传自尽，不为无因。然在疑似之间，未可据为定论。
[45]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46]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所记文字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