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第一节 李自成起义军挺进河南
崇祯十四年（1641）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的一年。这年初，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张献忠起义军奇袭襄阳，标志着起义军同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义军所向无敌，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义军攻克洛阳和在河南的大发展，并非侥幸或偶然而得。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的两年时间内，李自成部义军往来活动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崇祯十三年夏，明王朝调集的官军逐渐向这一地区集中，对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义军的压力不断增大。李自成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由湖广房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平利、洵阳、商州进入河南的淅川、内乡一带。[1]
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战争大发展的背景。根据许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灾荒的形成，除了这年气候恶劣，连续几个月干旱、蝗虫为害以外，明廷加派剿饷、练饷迫使农民逃亡，造成农业生产急剧萎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崇祯十四年武安（当时属河南彰德府，今属河北省）知县窦维辂在奏疏中报告：“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以残存的二千户、一千八百余丁，承担这样巨额的赋税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农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乡者，只惧粮差重累，不敢承种田亩。即来岁丰稔，有土无民，依然荒芜”[2]。关于灾荒的严重性，由于材料太多了，这里只着重谈谈河南省的情况。
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地区，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这一个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如牛负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频繁的军队调动、官差的往来，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连年的大旱、蝗灾，把河南变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这样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之外没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
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干，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间亦有以人头颅灰作面同人汁啖者，余骨弃野外。首骨如东陵瓜垒垒无算，特少蔓耳。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伤心酸鼻，尝不忍过。[3]
一个当时在乡的反动官僚描写那时河南的情况说：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磷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4]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5]
类似的记载在地方志和当时人士的文集里屡见不鲜，说明崇祯十二、十三年时河南各地已经布满了干柴，自发斗争之火业已点燃。李自成部义军进入河南，很快就把这些星星之火连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6]，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7]。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破城后，义军把抓获的明万安王朱采轻和地主豪绅一百多人，带到县西关“过堂”，审讯后处决，为当地人民解了心头之恨。[8]此后，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为攻取洛阳做了准备。
随着起义军力量的兴起，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农民起义中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献策。牛金星是宝丰县人，天启七年中了举人[9]，为人慷慨不羁，在官场内部斗争中受到倾轧，被革去功名遣戍充军。[10]参加起义军后，成为李自成的主要谋士。史载“金星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11]。从后来的情况看，牛金星主要是在制定规章制度、招揽人才和建立政权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大约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江湖上以算命占卦为业的宋献策也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他的籍贯有河南永城等说法。见面的时候，宋献策向李自成献上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12]，利用白莲教在民间散布的李氏当兴的舆论，说李自成上膺天命。李自成很高兴，尊他为军师。在史料当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宋献策在军机进止方面提出过什么超见卓识，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预测胜负的记载。然而李自成对他一直十分信任，常常带在身边征询意见。宋献策的进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农民落后性的一面。他们即便是觉悟到要同封建统治者相对抗，也还不可能摆脱“天命”“神授”之类的迷信思想。他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自身的力量和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就只有借助于高于君权的神权，作为自己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而言，无论他们个人的品质和识度多么杰出，也不可能把起义取得的成就如实地看作千百万群众奋斗的结果，而常常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上天对自己的眷顾。从根本上来说，天命思想既是掌权者维护自身统治的理论依据，又是他们一旦需要换马时，实行改朝换代的方便舆论。封建时代的农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他们在利用现成的天命思想向统治阶级发起猛攻时，却不自觉地成了这种思想的俘虏。起义农民在军事上可能取得胜利甚至决定性胜利；在思想上却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注定要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每一次农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结局，不是被淹没在疯狂围剿的血泊当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13]。
史籍中关于李岩的记载很多，好些书都说这时（崇祯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贵宦的杞县公子李岩参加到李自成起义军中来，对起义军后期的发展关系甚巨。清初河南归德府人士郑廉和《杞县志》的编纂者都指出过李岩是“乌有先生”。笔者经过查考认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确实不存在李岩这个人物，有关的记载或是出于讹传，更多的是出自小说家的编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误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由于已经另行撰文探讨[14]，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节 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
古都洛阳乃豫西重镇，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宠姬郑贵妃所生。子以母贵，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别偏爱。在万历后期围绕着立太子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朱翊钧拗不过朝野舆论，被迫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爱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实现，他和郑贵妃就多方在经济上给常洵以优遇，不仅大量赐给宫中积累的财物，而且对于福王请乞的庄田、行盐、商税等也无不“朝报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阳，同明初以来分封的诸王相比在时间上虽然要短得多，但拥有的财物却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阳所过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同当时河南人民所受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道福邸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墙内是纸醉金迷，说不尽的豪奢靡费；墙外却是凄凉愁惨，无异于丰都地狱。这种人世间极端不合理的丑恶现实理应结束，它果然在起义农民铁拳的打击下结束了。
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克宜阳、永宁、卢氏、偃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的过程中，不仅扫清了洛阳的外围，也使大批新参加义军的战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战训练。义军在豫西的发展，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居住在洛阳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给福王的一封信里对形势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处处土贼盘踞，加以流贼数万阴相结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日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无坚不破，无攻不克。且饥民之思乱可虞，人心之瓦解堪虑。况抚台大兵无一至，虽有操、义二兵，亦无粮饷，及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15]
他一方面建议福王，敦促河南巡抚李仙风急派军队来洛阳加强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库藏如洗，要求福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拿出钱来解决军队的粮饷。吕维祺特别举出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的事作为前车之鉴。两座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划，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16]。希望朱常洵不要充当眼光短浅的守财奴，最后落到噬脐无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个爱财如命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义军进抵洛阳北门，开始攻城。守城的官军知道福王府库里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自己饿着肚子去守城，一个个愤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骂：“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17]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守城的官军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级偏裨都毫无斗志，迅速地转到了起义军方面。二十日晚，总兵王绍禹的部卒在城头起义，逮捕了明兵备副使王胤昌，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18]二十一日凌晨，义军占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宫，躲进迎恩寺。在义军搜捕时，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钻空子逃脱，这就是后来在南京登极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被俘获。当押解这批吸血鬼向起义军领袖献俘时，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吕维祺也哀叹：“我命亦在顷刻。”他从封建纲常出发，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毋自屈”，得装出个样子来。[19]可是，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色怖，泥首乞命”[20]。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这位朱明王朝的亲王，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21]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枭首示众。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曹，今定何如？”下令处死了这个反动官僚。[22]接着，响亮地向洛阳的贫苦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23]李自成的话鲜明地表达了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革命宗旨，对于动员人民起来同朱明王朝做拼死的搏斗是个有力的号召。
在经济方面，起义军没收了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令饥者远近就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史载：
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24]
除了开仓济贫以外，起义军还把大批金钱物资运往山区，充作军用。剩下的金银财物，李自成在准备移兵攻取开封时，委派原洛阳的一名书办邵时昌为副将，用以募兵守城。同时授官的还有洛阳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人。[25]邵时昌等受命后，即“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26]。二月，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探听到义军已经转移，才领兵来攻洛阳。城破，邵时昌等为李仙风所杀。
李自成指定人员募兵设守洛阳，是义军在占领区内建立政权的尝试。顺治《河南府志》说：“贼置官留银，妄意作开国始基。”[27]李自成攻克洛阳时，虽然不一定就有了开国建号的计划，但是这个措施至少说明义军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权的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任命一个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吏员，负责洛阳这样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如同儿戏。李自成部义军的实力当时还相当有限，兵员虽有数万人，但骨干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队担任防守。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何尝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随军家属，又可取得比较稳定的人力、物力补充。无奈主观愿望拧不过客观上强弱异形的力量对比，只有继续通过反复的运动战歼灭官军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跟。洛阳失守以后，李自成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祯十五年秋，战局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再也没有勉强去做自己的力量达不到的事情。[28]他“破城下邑，弃而不守”，每次部队转移之前，都下令将攻克城池的城墙拆毁，叫作平城，目的是防止官军再度据以抗拒。[29]历史已经证明，李自成的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张献忠起义军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张献忠对客观形势同样做了清醒的估计），它保证义军能够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地夺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没有这一阶段的流动作战，也就没有崇祯十五年冬季以后，李自成、张献忠在大面积土地上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面。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经过十几年的斗争锻炼，起义军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力量对比的优势和作战的主动权正在逐步地转到起义农民手中。崇祯十三年以前，各部起义军都没有攻占过大城市（凤阳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而且凤阳虽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规模却并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没有被俘杀的。而在崇祯十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两城，杀福、襄二藩。战役的胜利，不仅缴获了大批金钱财物和军械，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起义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强大、实际却虚弱不堪的本质。朱由检得到洛阳被攻破、福王被杀的消息，在召见阁臣和礼、兵二部科臣时，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30]“御袖为湿”[31]，诸臣只好俯伏请罪。[32]史料又载，此后的一天，朱由检去朝见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汍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33]这个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宁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乐园已经动摇，欢笑的日子确实不多了。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首攻开封和项城战役
李自成部攻克洛阳时，明河南巡抚李仙风正领着游击将军高谦所部官军，在黄河以北的怀庆地区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开封城守副将陈永福获悉洛阳失守，火急率兵往援，开封的守御力量因而非常单薄。李自成得到这个情报，决定奇袭开封。二月初九日，他带领精兵三千、部卒三万从洛阳地区出发，急行军三昼夜，于十二日中午时分到达开封城下，立即大举攻城。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唯恐重蹈洛阳覆辙，落个失城陷藩的罪责，急忙把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统统赶上城去固守。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和其他嗜财如命的藩王们有点不同，他奉行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哲学。在起义军兵临城下时，他一狠心把府中累朝积攒的银子搬出一部分，“下令民间，有能出城斩贼一级者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34]。这一举措果然生了效，开封城内一批亡命之徒纷纷上城同义军为敌。尽管义军攻城非常勇敢，“射终日，箭插城如猬”[35]，但是，原来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计划却未能实现。这时，前往洛阳赴援的陈永福听说起义军乘虚进攻开封，连忙带着军队两昼夜兼程赶回，十六日由水门入城参加防守。
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李自成在十七日亲自到城下观察形势，以便决定下一步的攻城方法。不料行踪不密，被城上的官军射中左眼。[36]后来伤口虽经治愈，左眼却从此失明。当时，起义军的领袖负了重伤，又有消息说左良玉的军队和保定总督杨文岳所统官军正向开封进发。只有“精兵不过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37]的义军首领明白，一旦明政府的援军到达，自己就可能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于是决定停止进攻开封，主动向西转移到登封、密县、嵩县一带。李自成部义军首次进攻开封，遂以自动撤围而告终。
崇祯十四年七月，罗汝才由于与张献忠不和，率领部众到河南淅川，同李自成部义军联合作战。[38]当时，李自成部已经成为各支起义军中实力最强的队伍，罗汝才虽然比李自成年纪大，却待以兄长的礼节，以示尊重。史载“自成之兵长于攻，汝才之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39]。李、罗的联营，使活跃在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力量显著增强，成为明王朝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
李自成和罗汝才联营之后，由豫西经唐县进入湖广枣阳、随州地区，准备攻取承天。[40]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唯恐承天祖陵有失，带领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部于八月上旬赶往承天。李自成、罗汝才探得承天的守备相当严密，陕西官军又将赶到，乃决定改变计划，取道应山返回河南。傅宗龙见起义军不战而走，误认为是胆怯的表现，就带着军队尾追不舍。至九月初，傅宗龙指挥的贺人龙、李国奇所部二万人进至河南新蔡，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领的总兵虎大威部会合，然后齐赴项城，打算围歼李自成、罗汝才联军。起义军得到消息后，立即部署作战方案，决定把精锐部队埋伏在松树林里，另外派出一支队伍西渡颍河[41]，制造移师汝宁的假象。官军果然中计，以为义军主力已经渡河西去，就在孟家庄结营休息。官军士卒纷纷散入村落搜括百姓的粮食草料，几无部伍可言。隐蔽在树林里的义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将领慌忙集结军队，可是仓促之际军心已乱，抵敌不住。贺人龙和虎大威径自拉起队伍向沈丘逃窜，李国奇见势不妙也跟着逃跑。剩下傅宗龙、杨文岳两总督，带着直属标营陷入了起义军的重围。当晚，杨文岳在副将张某的保护下逃往项城、陈州。傅宗龙无可奈何，一方面命令直属标营兵丁挖掘壕堑，妄图坚守待援；同时又派人持亲笔信催贺人龙、李国奇火速来救。贺、李两人正私自庆幸逃脱了义军的包围，哪里肯再钻进来，他们以“此书从贼中来，庸知非伪耶”做借口，拒绝回军援救。傅宗龙部在起义军的包围圈中一筹莫展，几天以后粮食、骡马都吃光了，靠组织突击队将战场上的尸首拖来充饥。最后，箭支和弹丸俱已用尽，傅宗龙知道难以顽抗下去，遂于十八日晚领着残兵六千人突围。在义军的截击下，士卒星散。次日中午，傅宗龙带着一些散兵游勇，在距离项城八里处被义军追上，当了俘虏。义军将士把他带到项城下大喊道“我秦督官兵也，请启门纳秦督”，准备相机夺取项城。傅宗龙却坚持反动立场，向城上大喊自己已经当了俘虏，身旁都是起义军，不能开门。诈取项城的计谋未能实现，义军战士一怒之下，当场处死了傅宗龙。[42]
傅宗龙、杨文岳纠集数万官军进行的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夺得了大量衣甲器械，收降了一批傅宗龙部的陕西兵士，声势越来越盛。据说，李自成在项城战役之后，曾“令人撰《九问》《九劝》诸词，号召诸盗，勾引饥民，号为闯王”[43]。可惜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九问》《九劝》的原词。如能发掘出这些珍贵的文献，对于研究起义军当时的纲领、政策和宣传口号等，必将大大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