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第一节 吴甡督师之议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义军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左良玉部不战东窜，明王朝在湖广的统治迅速瓦解。朱由检心急如焚，把希望寄托于选拔一个有能力的大臣出任督师，组织有效的堵剿。他内定的人选是大学士吴甡，因为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按和山西巡抚，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三月，在一次召对大臣时谈到承天祖陵失守，朱由检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1]，接着便指责臣下调度失宜，暗示要另遣大臣出马。包括吴甡在内的大臣们对当时局势都心中有数，一个个只是磕头引罪，却毫无自告奋勇之意。朱由检引而不发的策略没有实现，只好在第二天再次召对时点名指定吴甡，他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曩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2]吴甡表示自己不惜一死，愿意出任督师。不过，他指出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声势浩大，左良玉部官军“兵无纪律，不肯用命杀贼”，要想扭转败局，单派他孤身一人前往湖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拨给他“精兵三万，挑选敢战之将统之南征”。具体方案是他先往南京，用直属精兵挟制左良玉部，取得驾驭之权，然后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则统兵东出潼关，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剿。这个方案同朱由检的意图显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在朱由检看来，左良玉部兵多将广，只要抚御得宜，自然会为朝廷卖命。三月十二日，他在文昭阁召见吴甡时说：“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3]他还为左良玉的望风逃窜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支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4]他们的分歧在于吴甡认为左良玉的军队跋扈难用，他鉴于杨嗣昌、丁启睿、侯恂督师时调度不灵的教训，坚决要求朝廷拨给他三万直属精兵；朱由检却认为，在内外交困之时，抽调三万精兵谈何容易，放着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不用更是失策。次辅陈演摸准了朱由检的心理，从旁进言道：“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吴甡老大不悦，回敬了一句：“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臣之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他列举河南总督除了左良玉拨给的几十名扈从外“并无一卒”，河南巡抚自从开封淹没后只剩下标营一千多人屯驻河北（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一带），湖广巡抚在襄阳、承天失守后“兵尽死逃”，哪有什么督抚之兵可供指挥。[5]这样，在朝廷内部围绕着吴甡督师的问题便出现了顶牛的局面。
朱由检内心虽然很不高兴，但他知道吴甡的意见不是全无道理，故决定先调兵一万名随督师南征。兵部尚书张国维建议抽调总兵唐通部七千人、马科部二千人，另加京营兵一千，凑足一万。可是，那时正值满洲贵族军队深入畿辅、山东等地饱掠而归，唐通部正奉命追击，要等到辽东局势暂告稳定以后才能依调南下。吴甡请调的军队没有着落，迟迟不肯出京。朱由检表面上敷衍说“姑俟兵集启行未晚也”，内心却仍然希望吴甡能尽快赶往湖广组织围剿。[6]
到五月间，朱由检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朝廷的催促下，上疏表示即将统兵出关。次辅陈演又施展落井下石的诡计，一面提出唐通部官兵负有拱卫京师重任不可轻调，一面又以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同吴甡的畏葸不进做对比。朱由检果然大怒，下令由孙传庭接任督师，吴甡致仕回家。张献忠部义军攻占武昌后，朱由检迁怒于吴甡，八月以“故延师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邻”的罪名，把吴甡逮捕来京[7]，不久便发往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充军。在封建社会里，出将入相历来被视为人臣最高的宠遇。吴甡的规避不前，表明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都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朱由检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就越是倒行逆施，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把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妄图侥幸取胜。他除了严令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出关外，还力图调动整个官僚地主的力量同起义农民决战。崇祯十六年四月，朱由检下令对各地结寨自雄的地主武装赦罪录功，宣布“但能擒斩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8]。六月又颁发赏格：有能擒李自成者赏给白银一万两，封爵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其他按“功劳”大小分别给赏。[9]为了欺骗群众，朱由检又一次玩弄口惠而实不至的把戏，宣布“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以体现“朝廷德意”[10]。当时河南五府已经处于农民政权管辖之下，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征收租税。这种拙劣的宣传手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节 孙传庭的出关和覆灭
对于孙传庭部的出关，明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朱由检幻想孙传庭部出关，将同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合歼起义军，力主孙部尽早出关；陕西籍的一些官僚也由于孙传庭征兵征饷加重了自己乡土的负担，抱着以邻为壑的心理赞同叫孙传庭早早出关。孙传庭自己在冢头镇吃过败仗，明知农民军势大难敌，指望多争取一些时间练兵储饷，加强实力，尽量拖延出关的时间。其他一些大臣却内心忐忑不安，他们盘算过朝廷现有兵力主要是三个集团：辽东的军队虽然比较精锐，但抵御清兵已难以胜任，实在无法移调；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上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可以用来对付起义军的唯一王牌，只有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孙传庭部倾巢出动要是真能取胜，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他们也感到这种侥幸取胜的希望毕竟非常微弱，如果孙传庭部被歼，明王朝的覆灭就注定了。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慎重行事。有的大臣直截了当地向崇祯皇帝说明利害，指出孙传庭部在陕西不动的话，起义军要北攻京师或东下南京都难免有后顾之忧；如果李自成义军打算先取陕西，孙传庭可以不脱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固守潼关，比孤军深入河南、湖广要有利得多。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为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11]朱由检眼看农民起义的烽火一天天蔓延，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加之他吝啬成性，唯恐孙传庭老师糜饷。所以听到主张持重的意见就大不悦耳，狠狠地瞪了张凤翔一眼。周围的大臣心领神会，一个个便义形于色地支持出兵。朝廷催促孙传庭出关的使者接踵而至，传庭顿足叹曰：“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12]他怀着渺茫的希望，勉强上疏报告了出师的日期。
孙传庭上疏出关，固然是迫于朝廷严旨，他自己也确实存在相当的侥幸心理。他认为上次冢头之败，证明陕西兵还是能打仗的，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招致失败。另一个因素是他正好接到窃据了农民政权兵政府侍郎要职的丘之陶的密报，说待李自成领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他将捏造左良玉部进犯襄阳的情报，迫使自成退师，然后乘衅而起，内外夹攻，可以一举打败义军。此外，在郧阳负隅顽抗的高斗枢也派人潜来西安，询问出师日期，表示要配合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觉得可以碰一碰运气了。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选择这个场所，自然是为了托庇于“武圣”之灵。典礼既毕，他即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河南南阳地区作为偏师；自己则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共十万人马东出潼关。[13]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于洛阳会师，檄左良玉统兵西上，夹攻起义军。
李自成早已得到陕西官军将要出关的消息，从这年的四五月间起就源源不断地调兵北上，加强了河南的防务。接着又亲统大军北上河南，集中力量准备迎敌孙传庭部的来犯。[14]他根据河南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赤地千里，大军所过，粮草问题不易解决的状况，决定在战略上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至于从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除留下为数不多的巡逻部队以外，“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15]。
八月上旬，陕西官军重占洛阳。孙传庭左右的谋士提出建议，不要急于冒进，应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先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招徕流民，开屯田，储粮草，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取中原。[16]孙传庭终畏朝命，不敢逗留，还是领兵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军需，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府、县协解米豆，地方官“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17]。
李自成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随即南撤。陕西官军轻易地一直打到宝丰县。这意外的胜利使孙传庭由心虚胆怯一变而为头脑膨胀。他沿途滥杀居民，斩级计功，并向朝廷报捷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18]朱由检得报大喜，欣欣然把孙传庭的报捷书交朝臣传阅，梦呓般地叫嚷：“贼灭亡在旦夕！”[19]甚至急不可耐地面谕吏、兵、工三部：“督师驻兵豫中，屡报战胜，土寨多已招安。各镇、抚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规避不前者飞参重治。一面招抚流移，开垦荒芜；一面修复城池，安插民众。仍饬河北各府输挽粮草，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功收万全。通侯之赏，断不少靳。”[20]看来，他已经着乎准备给功臣们加官论赏了。但兵部尚书冯元飚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21]弄得朱由检大为扫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22]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
这时，隐藏在农民政权内部的奸细丘之陶认为时机已到，利用他窃据的兵政府侍郎的职务，向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发出伪造的情报，谎说左良玉部官军从东面进攻襄阳，后方形势危急。可是，他和孙传庭都没有料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原来，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这封回信被义军巡逻战士截获。李自成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报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来，拿出孙传庭的回信揭穿了他的内奸面目，处以死刑。[23]
内奸既除，更好全力对敌。九月十四日，义军同官军接战于郏县。义军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由于李自成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整个战局很快就扭转了过来。官军孤军深入，距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泞，官军粮车进展缓慢，前线的士卒和马匹饥瘦不堪。有人劝孙传庭回师就粮，孙传庭却回答说：“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24]郏县本是个又小又穷的县份，官军破城后只抢到几百匹骡马，几万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见官军深入绝地，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断明军的饷道。孙传庭闻讯大惊，部下军心不稳。自成此时却用大牌写下战书，指定日期同官军决战。孙传庭无计可施，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图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士兵看着陕西兵撤回迎粮，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恨不平，拒绝服从命令，纷纷跟在陕西官军后面乱跑。“永福虽斩之，不能止。”[25]陈永福知道军心难违，只好随部众北撤。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一逃，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官军部伍大乱，遂全线崩溃。总兵白广恩所统火车营军[26]士卒为了逃命，解下拉车的马匹骑上就跑，火车翻倒倾轧，道路也被堵塞。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持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鍪俱碎”。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27]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
李自成部义军郏县战役的胜利，给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陕西兵以摧毁性的打击，为推翻明王朝的罪恶统治奠定了基础。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战例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孙传庭部精锐被歼灭，对于李自成部义军来说，跟踪追击，全歼陕西官军残余兵力，趁势夺取关中地区，乃是当然之事。然而，对于义军的这个进军方向，在许多著作中却沿袭了一种不可靠的记载。说李自成在襄阳时，曾同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商讨过进兵方略，牛金星主张直取京师，杨永裕建议东下南京，顾君恩认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缓，主张先取陕西，收取三边兵力，然后东取山西、北直隶。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方案，后来果然夺取了西安，赏给顾君恩女乐一部作为奖励。[28]这种说法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尚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李自成在襄阳的时候，孙传庭正养锐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之所以没有东追左良玉部官军，进而夺取南京和江浙财赋之区，原因就是避免孙传庭追蹑其后。至于北上进攻京师更不是一着高棋，因为这样一来孙传庭必然东向夹击义军，左良玉也会利用义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夺取襄阳一带，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至于先打陕西官军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是孙传庭出关的消息已确，李自成才把主力调到河南迎头痛击，并不是他主动向陕西进攻的。到郏县战役以后，趁势夺取陕西好比瓜熟蒂落，这时是很少可能在进兵方向上出现争议的。可见，顾君恩献策先取关中之说未必实有其事。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
明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河南惨败之后，率残部据守潼关，妄图阻止义军进入陕西。朱由检接到败讯后恼羞成怒，把责任统统推到孙传庭身上，“谕兵部曰：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削去督师尚书，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关，图功自赎。如纵贼入秦，前罪并论”[29]。他又担心义军万一置孙传庭于不顾，东向直取京师，所以“复谕兵部令晋、豫、保、东四抚，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渡”[30]。不久，又下令升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挂**寇将军印[31]，拨给兵员三万，希望以不次之赏使这个败军之将感激用命，同孙传庭一道固守潼关，保住陕西。据文献记载，当时退据潼关的官军残部尚有兵员四万，不过已是惊弓之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
就在官军喘息未定之时，李自成义军开始了歼灭孙传庭余部进兵陕西的战役。按照李自成的部署，他自己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十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州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十月初，义军接近潼关。孙传庭令总兵白广恩部扎营于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于南门外西山头，他自己驱使城中壮年男子守城。十月初六日，义军自陶家庄进抵官坡，奋勇冲击。高杰部不战而走，向西逃窜。白广恩部抵敌不住，也望风而溃。由于官军士卒的妻子居住在关城里面，士卒们争先恐后地逃进关城，“保妻孥夺门出”，有的士兵急于入城，用刀劈开南水关栅栏。义军尾随而进，趁势占领潼关。[32]孙传庭和监军副使乔元柱在混乱中被杀。[33]潼关一破，通往西安的门户就打开了。李自成留马世耀镇守潼关，统兵继续前进。义军到达渭南时，明朝知县杨暄“籍子弟乘城固守”，本县举人王命诰却开门迎接义军入城。[34]十月初十日，李过所部前锋攻克临潼县。次日到达西安城下。由于陕西官军的精锐已被歼灭，西安城中的守御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员留下途经西安的五千名四川兵协助防守。这时天气已经比较寒冷，川兵没有御寒的衣物。官僚们劝秦王朱存枢拿出点银钱给士兵置棉衣，借以鼓起士气。要求遭到朱存枢的拒绝，守城副将王根子大为不满，决定投降义军。他写好约降信射到城下，大开东门迎接义军进城。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了古都西安。[35]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炯被杀，布政使陆之祺等投降。义军立即着手安民，“下令不得妄杀一人，误者将吏偿其命”[36]，迅速稳定了西安的局势。
由袁宗第等人统率的义军右营，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37]义军右营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
第四节 李自成起义军收取三边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以便解除下一步东渡黄河进兵京师时的后顾之忧。具体部署是：李自成亲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组成的大军，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的孔道；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下面分述三路进兵的情况：
李自成、李过和刘芳亮所统大军于十一月到达延安。陕北地区除了原有的驻军外，还有在潼关失守后逃来的明总兵高杰部官军。高杰及其部众早已被义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投降明政府后作恶多端。他自己盘算，如果落到义军手里就没有活路，所以在李过等部占领延安时，他即乘黄河结冰的机会逃入山西。后来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又望风狂奔，一直逃到南直隶。南明弘光政权建立时，他由于还掌握点部队，竟成为史可法部下的四大主力之一。
义军进军陕北，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许多州县都自动纳款投诚。由延安北攻榆林，途经米脂，这里是李自成的故乡。崇祯十四年底，明政府曾掘毁了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遗骸焚弃无遗。李自成这次重返故里，只杀了参与策划伐墓的一个当地劣绅，此外秋毫无犯。祖墓“筑土封之”，派礼政府侍郎姜学易致祭。[38]李自成还“访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清涧为天波府”[39]。
这时，陕北的榆林守军仍效忠于明王朝。榆林是明代北边重镇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出身将门的子弟也特别多。由于他们长期混迹于行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反动的政治立场很难改变。为了解决榆林问题，李自成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办法。十一月十二日，他派辩士舒君睿携带白银五万两招降榆林诸将，同时命李过、刘芳亮率领大军七万随后进发，以便劝降不成即用武力攻取。做了这些安排之后，李自成即返回西安。榆林总兵王定眼见大势已去，借口往蒙古部落调兵，带着几十名亲信逃跑了。榆林道都任和卸任总兵王世钦、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等商议对策，企图据城抗拒。义军的使者在城中从十二日谈到十四日无结果，十五日开始攻城。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到二十七日方被攻下，尤世威等被处死。
田见秀部南下汉中比较顺利，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一月十二日进抵城固县，围攻四日，克其城。[40]明总兵高汝利企图逃往四川，于途中被义军追迫投降。汉中地区平定后，田见秀留部将贺珍、韩文领兵镇守，自己返回西安。
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统领大军向西进军，兵至固原，明总兵白广恩投降。[41]为了争取明军将领，减少进军中的阻力，李自成亲宴白广恩，相谈甚欢。左光先闻讯后也解甲投降。陈永福由于守开封时曾射中李自成左眼，担心不会得到谅解，正处犹疑之中。李自成知悉后，让白广恩转达不咎既往的意思。陈永福说：“汴城之战，永福亲集矢于王之目。今穷而归命，惧无以全腰领。”自成立即回答道：“此各尽其事，何害？”并以折箭为誓，保证不算旧账，陈永福才决心投降。[42]继白、陈之后，其他明朝将领也纷纷投诚。
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向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43]。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
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妄图夺取湖广的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覆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复辟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广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李自成派遣袁宗第等统领重兵前往湖广、河南平定叛乱，充分说明他对大顺军经过浴血战斗开拓的疆土、建立的政权是十分重视的。那种以为大顺军入陕以后，就把中原地区置之度外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