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方面，义军的檄文一传到，明朝巡抚李虞夔和分封在这里的庆王朱倬?束手无策。庆藩宗室和文武官员聚集在王府里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决定投降。李自成命明监军道陈之龙为宁夏节度使，以投降总兵牛成虎镇守该地。[44]
固原、宁夏等地平定之后，明政府在西北的残余据点就剩下了甘肃、青海（当时称西宁卫）等比较僻远的地方。李自成乃命刘宗敏返回西安，准备大举东征，完成西征的任务就落到了贺锦的身上。十一月，贺锦领兵西征，一举攻克安定[45]，金县开门迎降[46]，兵锋直抵兰州。明朝甘肃总兵马爌、副将欧阳衮等人见形势危急，劝肃王朱识鋐西奔甘州（今张掖），征兵固守。朱识鋐驽马恋栈，没有采纳这个意见。马爌等人便自行逃往甘州。十一月二十一日，贺锦所部义军到达兰州，“兰州人开城迎贼”[47]。肃王朱识鋐仓皇逃出城外，被明朝卸任总兵杨麒派人擒获，当作自己投诚义军的见面礼。贺锦厌恶他卖主以牟取富贵，既不忠于明王朝，也不是真心投顺起义军，因此，他不仅处死了肃王，也把杨麒父子斩首。[48]这种做法显然不够策略，不利于争取尚在观望的明政府文官武将。贺锦留下党守素镇守兰州，自己统兵继续西进。明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二卫先后投降，义军进迫甘州。甘肃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爌等人组织顽抗。十二月，义军踏冰过河，直抵城下。当时大雪纷飞，积雪深盈丈，被驱迫上城防守的官军士卒手脚皲裂，甚至冻掉手指，都有怨言。义军战士却意气风发，利用积雪堆做登城的阶梯，积极准备攻城。十二月二十七日，“守者引贼上”[49]，义军胜利地夺取了甘州城。林日瑞、马爌等都被处死。[50]占领甘州之后，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也不战而下。贺锦在各府州县派设了官员，安抚地方，甘肃全境遂处于大顺政权管辖之下。
这时，奉贺锦之命进取青海的义军将领鲁文彬（原是明朝将领），领兵进抵西宁，被效忠于明王朝的反动土司祁廷谏、鲁胤昌等击败，鲁文彬被杀。[51]贺锦闻报后，亲率大军从甘州驰赴西宁。祁廷谏等人惶惧失措，参军胡琏器献计道：“贺贼骁勇，兼我寡彼众，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敌也。”建议派少数民族人士伪降，假作向导，引贺锦入伏兵地加以谋害。贺锦歼敌心切，领部队一往直前，阵斩鲁胤昌，全歼其众。由于警惕性不高，不幸陷入敌人的埋伏处，被反动土司杀害。这位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农民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了，时为永昌元年正月。贺锦部下的将士悲愤填膺，决心为主将复仇，在辛思忠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反动土司祁廷谏。[52]李自成遂命辛思忠镇守西宁，派兵平定青海，各土司先后归附。至此，整个西北地区的官军据点已全部拔除，为大顺农民军渡河东征，夺取京师，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保证了后方的稳定。
第五节 建国大顺
到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克陕西三边各重镇（西宁一隅正待征讨），把原先为明廷提供兵员武将的重要地区，变成了义军的后方基地。至此，李自成军占领的地方，已经包括了现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明王朝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谈不上了，彻底结束反动透顶的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民革命事业，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等起义领导人决定正式建国改元，把襄阳时期建立的中央政权进一步正规化。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53]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54]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李双喜）、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刘世俊；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56]、京山伯陈荩[57]、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58]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59]，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60]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61]
在任命官职的同时，大顺政权又收缴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颁发新印。史籍记载，大顺政权“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62]。从目前所见到的实物来看，有符、契、信、记四种，券、章尚无实物可资证明。[63]
四、在军制上，定五营的名称为中吉、左辐（辅）、右翼、前锋、后劲；旗纛前营为黑色、后营为黄色、左营白色、右营红色、中营青色。军职虽仍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官，但在级别上似乎重新做了厘定，如在襄阳时期五营的主将授予制将军称号，这时却改授予相当于明朝总兵级别的将领[64]、其他军职大概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加强军事训练和纪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规模检阅军队，操练士马，“金鼓之声动地”。规定马兵越乱行列者处斩。所骑马“腾入田苗者斩之”[65]，这条纪律显然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66]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67]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68]，中试者授以府、州、县官。
此外，还让宏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文，为李自成“颂功德”，揭露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朝廷的罪恶，号召未下诸郡县认清形势及早归附。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的关键时期。大顺政权的建立激**着千百万贫苦群众的心，也使各阶层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划时期的重大政治意义。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大顺建国时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然在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明显迹象。
第六节 大顺军渡河东征和永昌元年诏书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鉴于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遂派李友、白鸠鹤等率先头部队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荣河等县，为大军东征做好了准备。是月下旬，大顺军传牌山西各郡县，檄文如下：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69]
在叙述大顺军东征的经过情形时，需要首先指出，各种史籍和历史地图中关于大顺军进军路线的表达都包含了严重的错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说大顺军在渡过黄河以后，占领了平阳（今临汾）地区，攻克太原之后才分兵两路，一路由李自成率领北上宁武，经大同、宣府、居庸关进抵北京；另一路由刘芳亮[70]带领由太原东入井陉关，攻占保定后会师北京。这种描写把大顺军东征占领的地区划得很小，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管辖区的广袤，又说河南、山西、北直隶、山东的广大地区，都是靠派出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职官员去“虚声胁下”。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实际情况是，大顺军在渡河东征时就已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于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大顺军左营，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即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领河南怀庆府（今沁阳一带），继占山西潞安府（今长治一带），又东下收河南卫辉、彰德二府（今汲县、安阳一带）、北直大名府，分兵收取附近州县，然后经邯郸、邢台、河间攻取保定，会师北京。此外，在李自成、刘宗敏所统的主力攻克太原之后，又分出一支军队由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等带领东出固关，占领真定（今正定），然后经保定至北京。这是一个大包围的战略。它的特点是：李自成、刘宗敏亲率主力承担消灭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官军的任务，使京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刘芳亮等人统率的偏师，不仅收取了黄河以北的大部郡县，同主力形成钳形攻势，防止了朱由检等反动头面人物沿运河一线南逃以及山东、南直隶官军北援。大顺军东征和攻占北京，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按照它的原貌来叙述当时的双方态势是绝对必要的。
下面分述大顺军两路作战的具体情况。
永昌元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了向北京进军。行前，李自成命权将军田见秀留守西安，自成之妻高氏和一部分六政府官员也留在西安。包括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在内的另一批大顺朝廷官员则随军行动，称之为行在。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于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平阳，明知府张璘然投降。军队略事休整后，即向太原进发。[71]在此前后，大顺军镇守陕北的李过等部也按照统一部署抽调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击守渡官兵，以绝太原之援，而开西来之路”[72]。这时，山西的百姓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等待着起义军的到来。“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73]明山西巡抚蔡懋德为了对付这种民心瓦解的局面，竟伙同封建文人傅山一道，炮制了一份托名“秦民王国泰、黎大安”的帖子“言贼荼毒逼勒之惨”，在太原省城内外到处张贴。又私下编造“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74]的童谣，欺惑群众。然而，反动统治者捏造出来的“舆论”毕竟是无根之萍，它欺骗不了人民，更阻挡不了大顺军的前进。
二月初六日，大顺军进抵太原城下。[75]晋王朱求桂拿出三千两银子，送到城头“募死士杀贼”，山西提学黎志陞却从中克扣，用纪功纸票代替现银，官军士气更加低落。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张雄[76]开新南门投降，大顺军遂占领太原。[77]朱求桂被活捉，蔡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分巡冀宁道毕拱辰、分守冀宁道毛文炳、督粮道蔺刚中、太原知府孙康周等都被处死。山西提学道黎志陞被俘后，跪在大顺军将领面前口称“本道历任三月，尚未入考棚”[78]，竭力为自己洗刷。已投降大顺军的文士韩霖也为之吹嘘说，“此天下文章士也”。大顺政权当即加以录用，让他主持考试，选拔文官。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休整士马，设置地方官员，拘捕明朝官绅追赃助饷。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统率大军北上进攻宁武。
在攻克太原后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全文如下：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寝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弹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79]
过去有的史学著作，在“君非甚暗”一语上做了不少分析，似乎认为在李自成眼里，崇祯皇帝也不那么坏，主要是大小臣工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劝降，语气上就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把朱由检说得昏暗已极，劝他识时务就成了对牛弹琴。诏书中没有涉及“三年免征”一类的革命政策，是限于诏书本身的针对性，不能认为它比崇祯十六年发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实质而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诏书中存在一些消极成分，主要表现为天命论。这虽然同诏书起草人的遣词造句有关[80]，但毕竟反映了李自成作为一位旧式农民革命领袖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过，对诏书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显地继承了“天心视我民心”的进步思想，还出现了“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这样的句子，对天皇老子也不无微词。可见，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统地位的神圣光圈，为大顺政权取而代之做舆论准备。
永昌元年诏书发布的前后，大顺农民军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畿辅地区进军了。
第七节 宁武之战和势如破竹的进军
宁武之战是大顺军渡河东征以后，占领北京以前进行的唯一战役。这里的守将明总兵周遇吉十分顽固，驱使士卒据城抵抗，最后落得个兵败身死。正是由于周遇吉逆潮流而动，在一片倒戈声中敢于负隅顽抗，博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赞扬。他们抓住宁武战役编造了许多谎言，后来的史家不察，往往轻信盲从。这些谎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渲染宁武战役的激烈程度，把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说得很长；二是诬蔑大顺军攻克宁武以后，把城里的老百姓都杀光了；三是夸大战役的后果，把大顺军的胜利描绘成惨胜，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李自成等人，由于士卒损失过多曾一度打算退回关中。下面就依据可靠史实，对以上三点进行必要的考辨。
二、大顺军攻取宁武时，周遇吉被擒处死。但是，大顺军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平民。乾隆《宁武府志》记载：
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王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