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2
[24] 《绥寇纪略》卷九。
[25] 同1。
[26] 火车是孙传庭在陕西制造的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箱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
[27] 《平寇志》卷七。
[28] 毛奇龄：《后鉴录》；吴伟业：《绥寇纪略》。
[29] 《平寇志》卷七。
[30] 同1。
[31] 白广恩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这颗用白银铸造的“**寇将军印”从来没有送到白广恩手里。一九六四年该印发现于南京玉带河淤泥中，现藏南京博物馆。《文物》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专文报道，但对此印发现于南京所作的解释有不足之处。实际情况是，后来南明弘光朝廷把“**寇将军印”授给了总兵王之纲。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纲在南京投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该印被扔进了南京御河。
[32] 各种史籍关于起义军攻占潼关一事记载很不一致。这里是根据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及《孙忠靖公全集》卷首。《潼关志》卷下载杨端本《明指挥使忠烈张公传》记孙传庭退到潼关后，“越十日，贼众大至，铁骑百万，围城内外，大战自寅至午，炮轰如雷，攻愈力。城中矢石俱尽，城遂陷，兵民逃窜不可止”。情节略有不同。
[33] 孙传庭死后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因此对他的下落出现了不同说法，请参看《豫变纪略》卷六。
[34] 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烈》。
[35] 《绥寇纪略》卷九和《平寇志》卷七，记义军占领西安的时间是十月十一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记于壬申（十二）日，《国榷》卷九九记于癸酉（十三）日午时。根据康熙七年《咸宁县志》（咸宁是西安府的两个附郭县之一）卷七，《杂志·祥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收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为塘报贼情事》；《明清史料》辛编，第九六三页，都确凿地证明占领西安是在十月十一日。
[36] 见《绥寇纪略》卷九和《见闻随笔》。但这两部书还说义军进入西安时，“放兵大掠三日”，然后才下令安民，显然是出于恶意造谣。据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关于义军占领西安和陕西其他地方的塘报，引述原先监禁在西安府狱中被起义军释放逃出的人和经潼关逃来的贩花客人的口述，丝毫没有涉及“大掠”的情事，其中只说：“贼令省中（指西安府）的民站一边，宗室站一边，家丁站一边；贼将宗室杀死，已行安民，将家丁跟随贼营等情。”可见，义军入城后在掌握政策上泾渭分明，受到严厉打击的是朱明王朝的宗室，并没有损害普通百姓；明朝将领的家丁娴熟弓马，收入义军军营既增强了兵员，又防止了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37] 乾隆九年《直隶商州志》；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
[38] 李自成进军陕北过程中在米脂祭墓这件事，许多史籍都称之为“大合群贼，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如《绥寇纪略》卷九、《国榷》卷九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平寇志》卷七）。把李自成亲统大军北征描绘为专程祭祖，大摆排场，是非常错误的。
[39] 见《绥寇纪略》卷九等书。谭吉璁《延绥镇志》作“升米脂县为天保府，治天保县，南割清涧以上，东割山西之永宁、宁乡、临县、保德、河曲属焉”（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40] 乾隆四年《内黄县志》卷十四，《人物·忠节》；《明史》卷二九四，《司孔教传》。
[41] 参看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八页，《原任总兵白广恩揭为恭谢天恩披沥苦衷仰乞垂鉴事》。
[42] 见《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豫变纪略》卷六说，陈永福在郏县战败后就投降了李自成。自成命他为先锋，“仍张其旗帜蹑官军后袭潼关”。这种说法同有关潼关战役的可信史料不符，疑不可信。
[43] 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录》卷四。
[44] 同2。
[45] 康熙十九年《安定县志》卷五，《风土·灾变》。
[46] 康熙二十六年《金县志》卷下，《宦绩》。
[47] 《明史》卷二六三，《林日瑞传》；《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
[48] 康熙二十五年《兰州志》卷三，《杂记志·拾遗》。
[49] 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按，这句话在《钦定明史》中被删去。
[50] 《绥寇纪略》等书，都说义军攻克甘州时“杀居民四万七千”。清胡秉虔辑《甘州明季成仁录》引《天山雪传奇》，说死者只有一万多人，并且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义军攻入甘州后，经过了一番巷战，死的人多一些本在情理当中。封建史籍常常诬蔑农民军“嗜杀”“屠城”，多系造谣不实之词。甘州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