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王继文：《乞恩查减荒粮以实国赋以存残黎事揭帖》，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见顺治十四年《麟游县志》卷三上，《田赋》第四，文字略有不同。此外，顺治元年十月清山西巡抚马国柱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在山西忻州“三丁之中抽军一名，其余二丁供田三十亩，银十二两”。这项措施不知道是哪一个月开始的，就内容来看属于军屯，征收的籽粒银每亩高达四钱银子，是相当重的。
[31]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不久，石廷柱被调往山西。
[32] 见多尔衮致唐通书稿，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九页。
[33] 唐通降清以后被封为定西侯，不久解除兵权，寓居北京。他叛降清朝之后，大顺政权把他的家属处斩，家产没收，给予了应得的惩罚。见顺治十一年正月唐通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4] 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五一。
[35] 陈永福何时何地降清未见到明确记载。但顺治五年八月，清廷给投降将领授职时，陈永福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清世祖实录》把陈永福的名字误写为陈有福，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
[36] 康熙十一年《束鹿县志》卷七，《仕迹列传》，刘昆：《冯中丞传》。
[37]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
[38] 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9] 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
[40] 同2。
[41] 《豫变纪略》卷六说：“是时，贼在西安，所谨备者北边耳，潼关谓有刘宗敏可无虑。及闻英王将南下，惧弗支，则调关中兵悉往应之。而其实英王尚远未来也。豫王抵潼关，关中卒无几人，遂长驱而入。贼方筹谋御北鄙，而潼关溃卒残甲断秋而带伤者踵至矣。贼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蓝田。”这里对潼关战役的经过叙述得严重失实。潼关战役前，刘宗敏并不是潼关的守将，战役开始时李自成本人也已赶到潼关。但是，书中指出李自成等人把防御的重点放在陕北，抽调大批军队北上准备迎敌阿济格部清军，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42] 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按，这里所说的“战败，复奔白水”，是错误的。顺治四年《白水县志》作：“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趋同（州）。县为古今兵争冲地如此。”（卷上，《扼要》）李自成是在增援陕北的途中接到多铎部清军威胁潼关的消息以后又调过头来赶往潼关，他本人并没有参加陕北战役。
[43] 康熙六年《洛川县志》卷上五之四，《杂志》附。按，文中洛即指洛川，地在延安和西安之间。
[44]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45] 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十，《轶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章记载，当清兵围剿的时候，有一位妇女携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跕，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悬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没有清军攻破陕西米脂县事，当时叶臣所部清军也没有进入陕西。《清世祖实录》的这条记载可能有误。
[47] 《绥寇纪略》卷九。
[48] 顺治二年三月《凤翔总兵董学礼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七五页。
[49] 《陕西三边总督陈之龙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页。
[50] 同2。
[51] 这时还没有叛变的原明朝将领只剩下左光先，一六四五年四月他在湖广被清军俘虏后也屈膝投降了。
[52]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六九页。
[53] 康熙六年《钟祥县志》卷十，《杂志》记：“顾君恩，邑庠生，值李自成陷城，用为伪吏政府，宠待最隆。及贼败南下，欲趋汝南。君恩力阻之，遂走襄、郢。”我以为顾君恩反对东进、主张南下襄阳、承天，大概确有其事。但是，李自成决策从河南南下的主要原因，可能同襄阳一带留驻的大顺军比较多有关，顾君恩未必能发挥那么大影响。
[54]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 康熙《内乡县志》卷十，《兵事》。
[56]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57] 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的记载，邓州之役的情况是：“时贼自西安收败卒出蓝田，分道鼠窜，由西而南，豫楚之间所至皆贼，而独不得自成所在。会谍者言河南邓州贼兵甚众，葛布什贤、噶喇额真席忒库率兵薄其城。城溃，乃贼余党也。斩抗敌者数十人，余悉就抚。”（见《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德安之役，清军所遣的只是偏师，作战规模也很小。可见，所谓连战八次，并不都是双方主力对阵。
[58] 袁继咸：《浔阳纪事》。
[59] 乙酉正月有一少年自北而南，自称崇祯之皇太子。弘光朝廷斥之为伪，云系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王之明，监于狱中。时任大学士的王铎，在崇祯朝曾教太子读书三年，他去看后说，相貌风度全然不似，问以当年讲书情况，“竟懵憧罔知”，连他这位讲书时仅离二尺的老师也不认识，立即断定为假冒（见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李清在《三垣笔记》中也认为是假太子，并记载了崇祯朝另外两位东宫讲官刘正宗、李景濂前往看视后都说不像。然中外多有疑其为真者。就材料而言，假冒的可能性极大。当时闹成轩然大波，实质上是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弘光朝廷不得人心。
[61]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62] 《张文贞公集》卷七。
[63] 有的史籍说李自成在武昌停留了五十天（如《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三○九），但当时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却说：“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营而上。然其意欲迫臣盘踞湖南耳。”他指出大顺军在武昌只停留了两天，也没有提到清军围攻武昌的事。
[64] 《浔阳纪事》。
[65]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记这些人员被俘以后，“其自成两叔及伪汝侯刘宗闵（敏）俱斩于军”，没有涉及对宋献策、左光先怎样处理。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宋献策》条记载，他在顺治十年到北京以后得知“满洲人重其术，隶旗下。出入骑从甚都”。说明宋献策又用算命占卦献媚于满洲贵族了。另据《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五年八月左光先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可知也投降了清朝。
[66] 牛金星究竟在什么时候逃离大顺军有不同的说法。《绥寇纪略》卷九，记李自成撤离陕西之后，“宋企郊等皆于道亡，牛金星亦留而从其子于襄阳”。似乎牛金星在三月间随军撤到襄阳时就脱离了大顺军。近年来又有人说，在江西瑞昌县隔江对面的一个属湖北省管辖的村子里存有牛金星的牌位，如果此言非虚，牛金星脱离大顺军就有可能是在刘宗敏、宋献策被俘以后，在大顺军已转移到通山、瑞昌、宁州一带时。据道光二十一年赐绮堂刊本耿兴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牛金星一直住在牛佺的官署中，病危时嘱咐牛佺说：“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吾于香山（在河南宝丰县境）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金星事略》承友人白钢同志从郑州抄赠，谨此致谢）清朝统治者并不是找不到牛金星的下落才使他吞舟是漏，而是因为他和牛佺的政治态度已经改变。顺治四年八月清吏科给事中杭齐苏、六年八月户科给事中常若柱，先后上疏要求清廷把牛金星父子一并处斩，多尔衮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训斥道：“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常若柱此奏疏不合理。”下令把常若柱革职回家（见《清世祖实录》卷四五；《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八页；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二，人物上，甲科）。《清史稿》列传三一《季开生传》，所载常若柱奏疏中说，牛金星在顺治初年“复玷列卿寺，?颜朝右”，与《清世祖实录》所载不同。牛金星大概没有出任清朝官职，原因未必是他讲究什么气节，而是他在大顺政权中地位太高，在汉族地主中又名声很坏，清廷不便安排他的官职。
[68] 费密记载李自成牺牲的经过相当详细，也比较准确，可惜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个别细节可能有错误，比如当时跟随李自成的人数，据何腾蛟《逆闯伏诛疏》的说法是二十八骑，张鼐幸免于难，当时张鼐正在何腾蛟部下，应该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