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军攻入陕西，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官降将也一个个原形毕露，乘衅而起，拜表投降清廷。原先任过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的董学礼，归顺大顺政权后曾奉命沿运河南下，后来撤到河南怀庆地区降于清朝。[48]他降清之后急于“立功自现”，派人带书信约大顺政权宁夏节度使陈之龙起兵充当内应。陈之龙过去是明朝监军道，他投降大顺政权本来就心怀叵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借其兵权，以待天时”[49]。董学礼的密信被牛成虎（曾任明朝总兵，这时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宁夏）截获。牛成虎不赞成背叛大顺政权，把董学礼的家属全部处斩。陈之龙引而不发，清军进入陕西后，他利用职权拉拢一部分军队，“倡率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50]，迫使牛成虎一道投降了清朝。白广恩归顺李自成后被封为桃源伯，随着形势的逆转，也准备投降清朝，只是由于大顺军防范较严，一时还难以得逞。到李自成撤出西安时，他就在蓝田口拉出队伍投奔了清朝。兰州总兵郑嘉栋，甘州总兵左勷、副总兵谢祯荣等人，都在一六四五年正月叛降清朝。奉李自成之命率军入川的四川节度使黎玉田（原先是明朝辽东巡抚），总兵马科（投降大顺后被封为怀仁伯），副总兵马德、高汝利、石国玺，也在清廷招降下领着士卒一万多人叛附清朝。此外，叛投清朝的还有汉南副将胡向化所部士兵一万余人、黄甫营守将高鸾以及陕北从响水到宁塞的十营堡边军。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原来为形势所迫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将领，差不多全部都拜倒在了爱新觉罗皇室之下。[51]他们在政治上的反侧，给大顺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他们态度暧昧、尚未公开叛变时，李自成等人为了防范而不得不留下相当数量的大顺军旧部加以监视，这就在前线急需增援时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他们叛变以后又往往急于向清廷献媚，或是背信弃义地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或是把自己驻防的地区作为进见礼，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已经指出，山西沦陷时，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变，不仅把整个山西北部献给了清廷，而且都给大顺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西北地区明朝降官降将的叛变，更使大顺军领导人苦心经营的后方顿时烽烟四起，无法固守。陕北的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过镇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负责防守沿边城堡的明降将，很快就被清廷拉了过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文献中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52]。正是由于大批降官降将的反水，阿济格才能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围攻榆林，自己却领着大军继续南下。这是迫使李自成丢掉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又一次证明，任何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上稳固的后方，要在前线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之后节节败退，主要原因并不是清兵天下无敌，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不稳定。
第六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阿济格部由陕北南下追击大顺军。这时李自成正带着军队进至河南内乡一带。据说，李自成曾有意直趋南京，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东南财富之区，由于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才决定南下襄阳、承天。[53]阿济格受命进攻陕北时，曾经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马匹，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严厉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54]。阿济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区官员之后随即率师南下。当时大顺军在数量上仍然超过清军，但是连续大败之后，士气低落，撤退时又拉家带口，行动迟缓。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内乡后，在这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时，才于三月十八日拔营南下湖广。[55]
据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清军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广承天（今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56]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大顺军主力同阿济格部清军展开的正面交锋，但反映了大顺军从西安撤退下来的行经路线和清军的追击情况。[57]
三月，大顺军由承天进抵汉川、沔阳，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就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往蕲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洲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驻防军，使“武岳大震”[58]。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借着“北来太子”[59]问题大做文章，打起清君侧的旗帜，声称要打到南京，讨伐马士英、阮大铖。左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全师东下后，武昌遂无驻军，李自成乘机占领该城。
李自成当时的计划是夺取东南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所谓“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60]。到达襄阳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驻防的七万人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61]。李自成把襄、荆四府的驻防军调随主力东下，是因为同清军争夺南京，需要这支比较完整的生力军。但是，这次集中兵力的做法是失策的，当时负责镇守德安的大将白旺就曾提出意见，认为这些地方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已经比较巩固，驻防军也不弱，应当固守。但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为李自成所接受，白旺没有办法，只好奉命行事。所以当阿济格部清军尾追而来时，大顺军后方空虚，根本没有力量阻滞清军前进。
李自成刚到达武昌不久，清军就跟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62]。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败还，大顺军只好弃武昌东下。[63]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顺军当时向东南方面进发，战线拉得比较长。南明江西等地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曾向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64]所以他当时派出署总兵邓林奇等增援蕲黄，自己则准备带副将汪硕画等领兵往江西袁州，防备大顺军由岳阳进入湘赣。
由于大顺政权没有留下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没有适时地组织必要的反击，只是一味地东进，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终于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四月，清军追至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使大顺军又一次失利。同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功勋卓著的大将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明降将左光先、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的将领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和左光先却可耻地投降了。[65]就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竟然不告而别，开了小差。牛金星的儿子牛佺原任大顺政权的襄阳府尹，在大顺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认贼作父，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黄州知府，后来又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逃离大顺农民革命队伍后，一直住在牛佺的官衙里，享受着老太爷的清福，直至寿终正寝。[66]“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以一个封建落魄文人出身、被李自成委为文臣之首的牛金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大顺军在湖广阳新、江西九江连遭重大挫折之后，东下的去路已被清军截断，所掌握的数万艘船只也被清军掠夺一空，多铎部清军已由归德（商丘）、泗州直趋南京，李自成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不得不掉头向西南方向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广南部。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广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67]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八名战士。地主武装见兵马不多，就一拥而上。二十八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关于李自成牺牲的情况，明末清初人士费密所著的《荒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百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百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68]
李自成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牺牲了。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在他领导下，受尽欺凌压榨的贫苦农民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向腐朽透顶的明王朝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在广阔的土地上**涤了官绅地主的污泥浊水，推翻了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直到他牺牲时为止，他所领导的大顺军以大无畏的气概，独立地承担了抗清斗争的全部重任，为尔后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揭开了序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起义农民们创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光照史册，受到后世人们的景仰。
[2]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3]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载，当地乡绅卢世、赵继鼎、程先贞等发动叛乱时，“求得王孙朱帅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载，以朱帅金炊名义发布的檄文中有：“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可见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复明朝相号召的。朱帅火欽（按：有的书写作朱帅金炊，有的书写作朱帅火欽，此据顺治元年朱帅火欽本人给清廷的启本）原为明庆藩宗室，崇祯年间换授为北直隶香河知县。他的济王称号是冒牌的。《德州志》讳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七，《秩官志》记载：“朱帅金炊，宗室换授，陕西宁夏人……值李闯犯阙，遂率健卒至山东德州，为州人共推立为济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在顺治元年七月给清廷的奏本。
[4] 《清世祖实录》卷五载大同总兵姜瓖启本中说，他“恐无主生乱”，故立枣强王朱鼎，被清摄政王多尔衮斥之为“大不合理”。
[5] 《甲申传信录》卷首原序。
[6] 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按，宋荦是宋权的儿子，文康公即宋权。宋荦在这篇文章里，竭力掩盖他父亲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可是在叙述经过情形时又一再露出马脚，如说大顺军守将黄锭见宋权时“向上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记遵化事变即取材于这篇文章。
[7]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吴惟华揭帖中说：“风闻太原府有明朝巡按韩文铨今为节度使矣，李若星为直指使矣，总兵陈永福为权将军矣。城内兵马约有一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页。
[8]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9] 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卷三四，《兵氛》；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0] 参见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营制》附《兵事》；乾隆十三年《榆次县志》卷七，《事考》；乾隆四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1] 康熙五十一年《太谷县志》卷五，《祥异》。
[12] 康熙二十五年《滑县志》卷十，《丛志》。
[1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三页。
[14] 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六二页。
[17] 征西前将军大同总兵官姜瓖塘报，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五八页。关于高一功是否曾随李自成东征的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卷六，《杂记》载：“明庄烈帝末年四月，流贼李自成率兵东行入丰润，居于西察院，于墙拆一豁口，踞坐胡床，左右雁行立。旋率众由弘法寺西街至城外阅视战马。……李自成之妻弟住居西街王家，呼主人出问何人，曰生员也。即令戴巾，云：有人问即云是我将令。”自成妻弟即高一功，如果所记不误，那么高一功不仅参加了东征，而且参加了山海关战役。由于目前只是一个孤证，暂按高一功在大顺军东征前后一直守陕西绥德的说法。
[18] 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雍正《临汾县志》卷五，《兵氛》。
[19] 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 顺治元年七月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1] 金之俊：《贼谋甚狡疏》，见《息斋集·佐枢疏草》。
[2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四页，《直隶真顺广大巡按监察御史卫周胤揭帖》。
[23] 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阙效言疏》。
[24]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二，《纪事志》；卷三之四，《名宦志》下。又见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卷九，《纪事》；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卷九，《纪事志·历代纪事》。
[25] 康熙四十一年《永宁州志》卷八附《灾祥》。原文记载，大顺军克城后，“在城庠士被杀死者百七十人”，可见参与崔有福叛乱的骨干都是绅衿地主。
[26] 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巡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个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中部县令陈尚新在“李贼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笔赃银五百两“侵扣入己”。同一内容又见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为贪婪伪官匿藏伪印事》题本，亦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7] 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 张缙彦：《菉居文集》卷二，又见《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