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详见后文。
[73] 毛奇龄：《后鉴录》。
[74] 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难纪略》。
[75] 参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
[76]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77] 《圣教入川记》中，记载张献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谚语道“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实际上就是这个“圣谕”经过两次转译之后，在文字上出现的差异。据说张献忠自鸣得意，叫传教士“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同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对传教士发的谬论“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等。这种语言同现存“圣谕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78] 如光绪三十一年《内江县志》说“官兵之虐，甚于流贼”（卷十二，《外纪》）。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彼集士兵扎寨，时无粮，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俱按整猪羊法。彼受招安入杨展营，人赠以绰号曰万人坟。”
[79] 当时江津人士龚懋熙记载说：“时天下无主，官兵所过尤烈于贼，里巷恣睢雄杰之徒，借起义为名，驱民为兵，众至千、万，文士反依依焉。督抚崇衔、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已。其究也，民尽为兵，废耕绝食，旋亦自相食以尽，全川自此烟火断绝凡十五年。”（嘉庆九年《江津县志》卷十五，《艺文》，龚懋熙：《叙略》）又如南明范文光、曹勋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粮食，竟至于“已播谷种，亦漉来作食”。官军在路上碰见百姓，哪怕只有一碗米也“杀而夺之。由是僵尸横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记》）。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也说：“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稆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蜀难至斯转剧，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欧阳直《蜀乱》云：“时官兵无粮，曾英条议云：今沿江闲田，一望荒芜，各营所获牛只颇多，请准兵丁择便屯种，无事则登岸耕作，有警则登舟敌忾。阁部（王应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业，未经奉旨，何得给兵，不允其说。于是，营兵尽抢劫以自活。自叙、泸以至重、涪两岸，打粮至一月路上，地方残民尽饿死，田土尽荆莽矣。”
[80] 明末清初四川“以人为粮”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举几个例子：崇庆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众避难，至晚无食，众择其肥大者杀而食之。五人已杀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县，竟免其难”（光绪三年《崇庆州志》卷十二，《杂识》）。又如时人欧阳直，“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遇十数饥人邀于路，见人众不敢近，犹狂呼曰：‘走不去，丢下两个与我们做粮饭罢’”。他自己在顺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抚马乾委任为安居县令，抵任后，“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辈久无粮食，每借人为食，渠等今且欲谋及县君矣。’”说得欧阳直头皮发麻，连夜逃走。（《蜀乱》）
[81] 如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记载：“蜀保（宁）、顺（庆）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踪，南充县尤甚。”（卷十六，《外纪》）
[82] 张宏畉：《邑志纪闻》载，顺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马蹄瘟，患者多死”。（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
[83] 如川北的广元县，在顺治五年清朝知县高培元抵任时，“百姓农业尽废，至是每市米一斗，价五两（按，明清正常粮价约为一石价银一两，此时高达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强食。且疫疠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仅十一于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绵州志》记载，顺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饥，人民相食，逃亡几尽”（卷三五，《祥异》）。清军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如顺治五年清朝总兵“柏（永馥）、马（化豹），芦（卢光祖）等，复镇顺庆，而一时粮饷不继，夏取民之麦，秋又取民之禾。起视斯民，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饥而死也”（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卷十六，韩国相：《流离外传》）。清初安岳人周于仁说：“迨戊子、己丑（顺治五、六年），五谷无遗种，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树皮野果为食，绝盐味，无定居。”加上“以人肉为家常饭”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树伤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乐至“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的局面（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又见光绪二十三年《续修安岳县志》卷四，《外纪志》）。这些材料都说明，在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余部经贵州转入云南以后，四川才经历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84]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
[85]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九二页，《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86] 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上，《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平事》。
[87]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88] 同4。
[89] 《清世祖实录》卷二三。
[90] 刘进忠叛逃事，欧阳直在《自纪》中云：“乙酉（1645）年春三月，营将刘进忠叛献走秦陇。”当时，欧阳直正在刘进忠营内，似乎不应该弄错时间。可是参考其他文献，可以肯定说乙酉三月是不对的。他在所著《蜀乱》中，也把刘进忠叛投清朝载于丙戌年下。
[91] 刘进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经过，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这里主要是根据费密《荒书》和韩国相《流离外传》（见民国《南充县志》卷十六）。顺治十八年三月张凤起撰写的神道碑，叙述了刘进忠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公讳进忠，字虎山，陕西汉中人……夙传华胄。其先人多以军功武烈显著当时。”“父胤昌，原任汉中宁羌卫千户。”“公弱冠，喜儒术，习文辞，然而读书通大义，不斤斤章句为务。”也许能够说明刘进忠的叛变具有较深的思想根源。由于蜀道险阻，非有向导莫能得其要。熟悉地形和大西军内情的刘进忠自告奋勇，充当引路人，对肃亲王豪格部顺利入川，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事后被“题名剑阁”，任为益阳总兵，用农民革命英雄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参见《清故镇守益阳等处总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刘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
[92] 据《圣教入川记》的记载，张献忠的这次战略转移，是计划前往陕西。《纪事略》也说，献忠“一日召兆龄、可望等议曰：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朕意欲弃蜀出秦，一得长安，则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且关中为我故乡，诸将兵多系秦人。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时人韩国相记，献忠带领大西军行至南充、西充地区后，“备舟造楫，声言直取南京”（见《流离外传》）。直到献忠牺牲为止，大西军在顺庆府滞留了将近三个月，原因不清楚。至少说明他决策北进陕西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93] 李昭治：《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是时，贼将刘进忠已降大清肃藩，导之讨贼。贼营人马不戒，弓刀无备。初有言大兵至者，逆献怒曰：‘摇黄贼耳！’即杀言者。大兵将近，复报献。献又杀之。大兵已压贼营，献不披甲，衣常服，加飞蟒半臂，率牙将出现，与大兵隔太阳溪。刘进忠指曰：‘此即张献忠。’大兵中南伊马喇射穿逆左乳下，仆马而毙。”《绥寇纪略》卷十、《寄园寄所寄》卷九引《诛剿新编》、毛奇龄《后鉴录·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献忠屠蜀》条、顾山贞《客滇述》等书，都说是刘进忠投降清朝后，充当向导，引清兵直奔献忠驻地。清康熙年间大学士张玉书，根据档案文书写成《纪灭闯、献二贼事》其中说：“比抵南部县境，有前锋擒贼生口至，具言献忠方列营顺庆之西充县，急击之可就擒……”（《张文贞公集》，卷七）《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两种说法略有不同。
[94] 《张文贞公集》卷七。
[95] 张玉书记载张献忠牺牲的情况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充之凤凰观。会大雾昼晦，勒军登山。贼谍者知之，驰白献忠曰：‘王师至矣。’献忠坚卧不为动，曰：‘岂真从天而降耶！或秦督孟乔芳兵至耳，一战当立败矣。’顷之，王师逼贼营，献忠方在厩阅马，闻急，大惊，仓皇麾所部马、步兵迎敌，自乘所爱马驰走，不及擐甲。有裨将某驰射之，贯其胸。献忠负创还营。鳌拜、准塔等鼓勇力击，大破贼众，遂擒献忠，斩于军前。士民饮恨献忠者，争往斫其尸于军门外，不移时骨肉俱尽。”（《张文贞公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
[96] 《清世祖实录》卷二九，记豪格奏报：“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同书卷五三、卷一○七，两次追叙豪格的“功绩”说，“又复入川，攻克内江县，击败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斩贼首献忠及其伪巡抚、总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俘获无算。广宣德意，招来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余，四川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