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朱翊钧身旁的冯保露出个不易察觉的微笑，李太后默不作声。
朱翊钧呆呆地看着赵参鲁的弹劾书，说：“那就依张先生的。”又问，“张进醉酒打人一事，可调查过？是否属实？”
张居正缓缓回道：“张进这厮酒品奇差是真，所以在南京很不受言官们的待见。但他和王颐早有私人恩怨，这只是个平常的治安案件，根本谈不上太监滥权。言官们虚张声势，上纲上线是他们的恶习，皇上不必在意这些小事。”
“治安案件。”李太后杏眼流转，“好，张先生看问题果然犀利。”
张居正谢了李太后，又不动声色地说了下面这段话：“当然，这件事也不能怪言官们上纲上线。从前，太监嚣张跋扈的事例不少，干预朝政也很多，言官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特别担心从前的噩梦卷土重来。要堵住他们的嘴其实再简单不过，只要冯公公严加管束下属，他们就没话说了。”
冯保紧张起来，脸色微变。张居正又及时地补充道：“当然，现在内廷在冯公公的管理下，安分守己，风平浪静，已得到官员们的认可，这都是冯公公的功劳。”
冯保长舒一口气，感激地偷看了张居正一眼。
赵参鲁第二天被贬为江西高安典史（县长助理），北京言官们大哗，一场暴风正在不可遏制地酝酿。
南京的流言
北京刑部言官郑岳、浙江道御史麻永吉联合上疏，不指控张居正而指控冯保包庇犯罪。冯保气急败坏。张居正用强力手腕将两人予以罚薪的处分。郑岳和麻永吉没说什么。可冯保不干了，他请张居正严厉惩处这两个嘴巴犯贱的官员。
张居正看着冯保愤怒的胖脸，高深莫测地说道：“再严厉点，恐怕不好收场。”
冯保一愣：“怎么不好收场？”
张居正平心静气，像是唠家常：“冯公公，我在皇上面前说的那些话，处处都在维护您，相信您也听出来了。但事实到底是什么样，您我心知肚明，南京言官也明白，张进更是明白。”
冯保皱起眉头：“张先生这话，我真是不懂啊。”
张居正笑了笑，沉吟一会儿说道：“张进岂止是酒品不好？您派他到南京，本是内廷公干，也是内廷多年来形成的制度。但据我所知，张进还有许多违法犯纪的行径。还是我在朝堂上说的那句话，要堵住言官的嘴，就什么都不要做。”
冯保没说话。张居正语重心长道：“冯公公，您本人的德才是没话说的。而且您的属下在您面前奉公守法，这也是皇上、太后和百官都见到的。可问题是，现在的人当着您面是一套，离开您到地方上去又是另一套。您这只老虎是慈悲的，那群狐狸却仗着您的权威为非作歹。您鞭长莫及，连知道都困难，何况管？”
冯保很感动：“张先生，领导不好当啊。”
“好当!”张居正趁势说道，“只要您严加管束，立下自己的规矩，别让太监干预政府事务，别轻易派太监出使，您这个领导可以垂手而治，高枕无忧。”
冯保尴尬地笑了：“张先生在这里等着我呢。”
张居正也赔笑，敛容正色道：“我还是那句话，皇上年幼，国家全靠您我二人，倘若您我不能合作，那不是正给了那群官员攻击的机会？您好，我就好；我好，您也好。”
这最后一句话不禁让冯保胡思乱想起来。的确，张居正好，他就好，如果张居正不妙，他这个内廷就会风雨飘摇。两人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必须要通力合作，不能有一点嫌隙。
他同意了张居正的建议，重申当初对张居正的承诺：不但自己不干预朝政，也严格约束下属不和政府官员有来往。
张居正对冯保的保证是满意的，不过脸上的乌云并未消散，他知道，这件事还没完。
果然是不可能这样完的，南京城很快就流言四起。有流言说，张居正和冯保是一丘之貉，张居正经常给冯保送礼，张居正活得是特别窝囊的，自己特别喜欢的古董，只能忍痛给冯保，原因就是当初他的上台是拜冯保所赐，现在就是报恩、又是拉拢。
更有一种流言莫名其妙，这种流言说，张居正和高拱关系密切，是高拱的忠诚走狗。高拱当年对皇上不敬，张居正也不会尊敬到哪里去，迟早会有冒犯圣颜的那天，这种人不宜留，不宜用。
对流言蜚语，张居正一向是等闲视之。可南京方面的流言太厉害了，已经传到北京。张居正无奈之下，只好放下架子，向南京都察院的长官写信辩解。他说：“张进酒后打人一事，只是治安案件，和内廷、外廷根本扯不上关系。这种小事，张进和被打的人完全可以私下调解。皇上处理那几名言官，也是依法办理，并无出格之处。言官见风就是雨，想引起皇上的注意，这本身就不配做言官。”
张居正还说：“我和冯公公之间并无深交，真有交集，也是为国家政务。至于我给他送礼，实在是胡说八道。我的俸禄有限，又拒绝收贿，昂贵的礼物从何而来？”
张居正的解释无济于事，流言纷纷，漂洋过海，简直要传到北极去。
流言固能杀人，但杀的人都是意志力薄弱的废物，流言杀不了张居正。隐藏着的反张居正力量认为还是该真刀真枪对付张居正。因为一个太监，张居正被推上了被攻击的擂台。
余懋学出招
余懋学是江西婺源人，脾气臭得一塌糊涂。只要遇见不平事，马上撸胳膊挽袖子就要上阵，嘴上也没有道德，所以获取了“快人快语”的名气。
张居正促成俺答汗封贡的1568年，余懋学中进士，在地方担任官职几年，把当地的官员全部得罪。在无数人的围攻下，余懋学被贬到南京户科做言官。
张进事件发生时，余懋学没有动静，大概是多年来快人快语的行为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他长了记性。可张进事件不了了之后，他耐不住冲动，终于秉性复发，把一肚子不忿咆哮到纸上，传送中央政府。
余懋学攻击的不是张居正本人，而是考成法。他说，实行考成法后的确很有成效，大小臣工，尽心奉职。可是，为政太严，法规太密，会让官民动辄得罪，谨小慎微，丧失生气。所以他以为，考成法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却伤害了国家的“元气”。权衡之下，应该废除考成法，而用他的方法代替考成法。这种方法就是：要求官吏百姓守大节就是了，不必计较他们的微小过失。他认为，政令应该是忠厚的，不该如考成法那样严苛。
余懋学的主张是古典儒家“宽简”主张，乍一看，好像还有阳明学的思想。它把希望寄托在官吏百姓的道德修养上，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遵守法令。这样一来，外在的严密法规就成了摆设。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愿意自动自发去致良知。官员们违法乱纪，推诿塞责已成常态，仅仅靠道德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否则，整个国家就会毁在这群王八蛋手里。
张居正也承认致良知的重要性，可在致良知之外，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王阳明也是承认这点的，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叮嘱弟子们，要严格遵守法律，因为那些法律都是在大多数人认可的前提下被制定出来的，制定这些法律的人本身就在致良知。
张居正看到这里，心里失笑道：“这是愚蠢书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