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寻遍天涯
那天晚上，在白金汉街的寓所里，我们进行了一场十分严肃的谈话，讨论了我在上一章详述过的威克菲尔德先生家的变故。姨婆对此甚为关切。谈完之后，她双臂抱胸，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个多小时。每逢她心情特别不安的时候，就总是会表演这门走来走去的技艺；而她不安的程度，总是可以从她踱步的时间估算出来。这一次，她实在太心烦意乱，竟然觉得有必要打开卧室门，为自己设计一条路线，将几间卧室从头到尾都走一遍。迪克先生和我就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她则沿着这条固定的路线，以固定的速度，像钟摆一样有规律地进进出出。
迪克先生去他住的地方就寝以后，房间里只剩下姨婆和我，我便坐下来给那两位年长的女士写信。这时候，姨婆已经走累了，像往常那样把裙子撩起来，坐在壁炉边。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手握杯子放在膝上，而是任它孤零零地搁在壁炉架上。她右臂撑着左肘，左手托着下巴，心事重重地望着我。每次我从信笺上抬起头来，总要和她目光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平和极了，亲爱的。”她点了下头，好让我放心，“只是觉得有些不安和难过！”
我忙于写信，没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她走后我才发现，那种她常叫作“睡前酒”的东西还搁在壁炉架上，一口都没喝。我敲门告诉她这一发现，她来应门，态度比平时更和蔼，但只说了一句“我今晚没心情喝，特罗特”，然后摇摇头，回卧室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看了我写给那两位年长女士的信，表示认可。我把信寄走之后，没有别的事可做，只能尽量耐心地等候回音。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离开博士家，往家里走去，心中依然怀着那份期待，这时信已经寄出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那天天气严寒，刺骨的东北风刮了好一阵子。随着夜幕降临，风渐渐小了，雪却下了起来。我记得，那是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大片大片的雪花不停地往下落，积了厚厚的一层。马车和行人走在街上，没发出半点儿声响，仿佛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羽毛。
回家最近的一条路—在这样的夜晚，我当然要抄近路—是穿过圣马丁巷。那条巷子因圣马丁教堂而得名，当时教堂周围并不开阔，前面没有空地，巷子弯弯曲曲地延伸到斯特兰德街。我从教堂廊柱的台阶前经过时，在拐角处撞见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了我一眼，穿过那条狭窄的小巷，就不见了。我认识那张脸，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不记得是哪里了。那张脸引起了我的联想，顿时心头一震。但我撞见那张脸的时候正在考虑别的事，印象难免混乱。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个男人正弯着腰，把背着的东西放在平滑的雪地上，要调整一下。我几乎是同时看见了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我记得惊讶之中，自己并未停下。可是，我正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男人直起腰，转身朝我走来。我就和佩戈蒂先生面对面站住了！
这时我想起那个女人是谁了。那是玛莎。那天晚上，埃米莉在厨房里就是把钱给了她。玛莎·恩德尔—哈姆跟我说过，就算把沉在海底的财宝全给佩戈蒂先生，他也不肯让外甥女跟玛莎待在一起。
我和佩戈蒂先生热情地握手。一开始，我们谁都说不出话来。
“大卫少爷！”他紧握着我的手，终于开口道，“见到你，我很高兴，少爷！真巧，真巧！”
“真巧啊，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本想今晚去看望你的，少爷，”他说，“可我知道你姨婆跟你住在一起—我去过那边—去过雅茅斯—所以我担心今天去太晚了，就打算明天一大早临走前去看你，少爷。”
“你还要走？”我说。
“是的，少爷，”他耐心地摇着头说，“明天就走。”
“你这会儿要去哪儿？”我问。
“噢！”他抖了抖长发上的雪花，答道，“我要去找个地方过夜。”
那时候，我们站的地方差不多正对“金十字”旅店马厩院子的一道侧门（因为这家旅店和他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给他指了指那道门，挽起他的胳膊，一起过街。马厩院外有两三间休息室开着门，我往其中一间看了看，发现里面没人，炉火却很旺，就把他带了进去。
火光中，我看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脸也被太阳晒黑了。他的须发比以前更白，脸上和额头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他身上留下了在风霜雪雨中跋涉漂泊过的痕迹，但他看上去十分结实，像目标坚定、不知疲倦的男子汉。我这样暗中观察他的时候，他抖落了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抹去了脸上的雪。他在桌子另一头与我相对而坐，背对着进来时的那扇门，然后再次伸出粗糙的大手，和我热情握手。
“我要告诉你，大卫少爷，”他说，“我都到过什么地方，听过什么消息。我走得很远，听到的却不多，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摇铃吩咐店家送点儿热饮过来。他不想喝比麦芽啤酒更烈的东西。酒送来了，在火上加热，他坐在那里沉思起来。他满脸凝重严肃的神色，我没敢打扰他。
“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送酒来的侍者一走，他就抬头说道，“她常对我谈起大海，谈起那片海水深蓝、阳光灿烂的海岸。有时候我会想，或许是因为她父亲淹死在海里，所以她才老想那种事。也许她相信—再不就是她希望—她父亲漂到了那片四季花开的光明国度。”
“这可能是小孩子的幻想。”我回应道。
“在她—在她失踪的时候，”佩戈蒂先生说，“我心里就想，他一定是把她带到那个国度去了；我心里就想，他一定是告诉她，那里多么神奇好玩，她到那里就可以成为阔太太。他就用这套花言巧语迷了她的心窍，让她乖乖听话。我们去见他母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猜对了。于是，我就越过海峡去了法国。上岸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我看见门动了，雪飘进来。我看见门又动了一下，一只手轻轻插进来，挡住门，不让它关。
“我找到了一个有权有势的英国人，”佩戈蒂先生说，“我告诉他我要去寻找外甥女。他给我提供了通行证件—我不知道那些证件都叫什么—他还要送钱给我，我谢绝了，说我不需要。他为我做了这么多，我真是对他感激不尽！‘我已经给你要去的地方写了信，’他对我说，‘我还要把你的情况告诉许多要去那边的人，如此一来，就算你独自旅行到很远的地方，也会有很多人认得你。’我对他千恩万谢，然后就把法国走了个遍。”
“就你一个人，而且是步行？”我说。
“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候碰上赶集的人，就搭他们的车走一截；有时候碰上空驿车，就坐驿车。每天要走好几英里，常常跟着探亲访友的可怜士兵结伴而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佩戈蒂先生说，“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不过，在那尘土飞扬的路上，我们可以彼此做伴呀。”
听他说话的友好口气，我早该知道是那样的了。
“每到一个城镇，”他接着说，“我找到旅店，就在院子里等着懂英语的人出现—一般总能碰上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出来寻找外甥女的，他们就告诉我，旅店里住了哪些绅士淑女，我就等在那里，观察进进出出的人当中，有没有跟埃米莉长得像的人。如果没见到埃米莉，我就继续前进。渐渐地，我每到一个新村庄，来到穷人当中，我就会发现他们都认识我。他们会让我坐在他们家门口，给我拿来吃的喝的，带我去可以睡觉的地方。许多女人，大卫少爷，都有跟埃米莉年纪相仿的女儿。我发现这些女人在村外救世主十字架那里等我，也要好心招待我。有的女人，她们的女儿死了，这些做母亲的待我有多好，只有上帝知道！”
门外那人是玛莎。我分明看见她神色憔悴，正在凝神倾听。我真怕佩戈蒂先生回过头去也看见她。
“村民常常把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小女孩，”佩戈蒂先生说，“放到我膝上。你常会看到天黑了我还坐在村民门前，好像那些孩子就是我宝贝埃米莉的孩子。噢，我的宝贝呀！”
他突然悲不自胜，放声痛哭。我把颤抖的手放在他捂着脸的手上。“谢谢你，少爷。”他说，“别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