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馥庭回忆说，有一次，台北市长高玉树想到山上看阎锡山，下了车站在那儿等。高玉树并不是蒋介石的人，可是阎也不见。原馥庭只好对高玉树说：“对不起，阎先生不在山上。”那时候政治气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让情报人员以为他拉帮结伙。
原馥庭晚年在回忆阎锡山的文章里写道：
在台北待了半年后，阎先生带着我们随行人员四五十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废弃的茶园，一片荒芜，山上的荒草长到了一人多高，当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担卖到造纸厂。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山上还有游击队。这里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也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走山路的时候，经常看见野兔四处乱窜。
阎先生租了这块地，盖了9间房子，以茅草为顶，竹片糊泥为墙，房子十分简陋，台风又把草顶给吹掉了。有一次屋里还漏了雨，我们就撑了一把大伞，挂到他**头，所以阎先生还有过打着伞睡觉的经历。
为了对抗台风和地震，阎先生后来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我们让工人就地取材，用石头水泥又建了5间房。当时蒋介石给他阳明山的另一套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让他住，阎先生谢绝了。
当时，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蒋氏夫妇上山去探望他，路况很差，车子颠簸不已。回到台北后，蒋介石就让人装了一个军用电话，以解决和外界的联络问题。陈纳德和夫人陈香梅来山上探望阎先生时，赠了他一台发电机，可是阎先生为了节省用油，仍然点蜡烛工作，直到3年后电力接通。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自己在山上养猪养鸡耕地，一梯一梯地种橘子。跟随他到台湾的侍从人员有四五十位，阎先生用钱也很仔细，一个人一个月在大厨房的伙食大约是100块。这个标准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没有涨过。后来厨子说大家吃得太苦了，阎先生听了这话，才又加了点钱买肉。刚一增加伙食标准，阎先生就走了。当时很多卫队的青年人跟着他到了台湾，他也用不了那么多警卫，为了替大家张罗生计，他还曾开过印刷厂。但后来他也养不起这么多人，很多老部属也就慢慢地离开了。
那时候我也多少有些动摇，犹豫着该不该继续在山上待下去。当时一个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个机关里做事。有一天我跟阎先生提了此事，他听罢沉默了许久，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我就又留了下来。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22点准时入睡。
1959年，阎锡山77岁。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已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记挂着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为阎先生是“山西王”，很有钱，但到了台湾来看，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为什么，阎先生和家人并不亲近。阎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战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又娶了一位，这位夫人和他同岁，家里非常有钱，她没有生孩子。他们向来不住在一起，阎先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见一面。这样好多年了，我们也不能问。我记得是1952年左右，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国，也很少回台湾。
搬到山上后，他几乎很少出门。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头一天晚上我们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几点几分干什么，给这个人10分钟，等等。他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除了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不过，他的写作方式是“动脑不动手”，每天他起床后，总有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听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记录、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发，就让我们写下这句：“喜怒不形于色，深沉可，阴险不可。”他睡觉时，身旁有支钢笔，有什么感想，他也随时写出来，交给我们整理。
阎先生平素话不多，阎先生的会客室门上写着三个大字：“持得住。”我们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随他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几张和阎先生的照片，因为不敢张嘴提这样的要求怕打扰他。我记得有一年他请了一位客人来吃饭，客人还没有来，副官拿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单独照相的机会几乎没有。
有的朋友来信对他说：“你在台湾寂寞，可以参加宗教活动。”阎先生回信说：“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计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该写的写完了，我并不寂寞。”
有人对我开玩笑说：“阎锡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阎先生一直患有心脏病，但他那时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上，所以医生劝他住院他不肯。
1960年5月20日，蒋先生有一个庆祝会，阎先生因为重感冒加上气喘，就没有参加。第二天，他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浑身出汗，在**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们把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请来，医生让他马上进医院接受治疗。等到了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阎先生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我们挑了两样东西随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时记东西用的钢笔，非常普通；还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个人闲着想事情的时候，经常拿这把剪刀剪胡子。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曹振武与原馥庭多有交往，后撰《爱国老人原馥庭》一文，发表在《党史文汇》2010年第1期上。摘引如下：
原馥庭系山西省河津县和井村（现属万荣县）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生，现已97岁。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1949年将一双儿女留在原籍，同夫人去了台湾，任阎锡山首席秘书。阎锡山逝世后调任台湾当局少将参议。李登辉上台后搞台独，原馥庭坚决反对，愤而辞职。
原馥庭身居海岛，心系大陆，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两岸隔绝数十年，骨肉生死难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难见亲人一面，于1989年与夫人携晚辈到香港，同在大陆离散40年的子女团聚6天，以慰天各一方，梦寐思念之情。1993年，两岸关系初晴，冰山渐消，原馥庭回到离别44年的和井村扫墓祭祖。此后他几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原馥庭亲眼见到祖国大陆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山西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丰衣足食并日益提高的事实，甚为感动。1998年他参观万家寨引黄济晋水利工程时，赋诗盛赞山西党政领导其功不在禹下：“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参加山西大学承办的“近代史研讨会”后，他赴五台山参观，途经忻口见抗日战场遗迹，回想此役有4万余官兵为国牺牲，至感悲痛，泣不成声。此后，友人邀他再游五台山，他婉言相谢，实则是不忍再看忻口伤心之地。他说：“忻口战役坚持23天，牵制日军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从容西迁，功不可没。是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敌寇的典型之战，后人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