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贯反共的阎锡山为何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
安内乎？攘外乎？阎锡山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偏偏从上海来了个电影明星陈波儿，而且陈波儿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就是这场风波，使得一贯反共的阎锡山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起来。
阎锡山乡土观念极浓，他手下的重要军政高官赵戴文、杨爱源、赵承绶、梁化之、王靖国、傅作义、陈长捷、续范亭全都来自五台或五台附近，以至当时社会流传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民谣。
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两个直接与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最终葬送他在山西统治的，也正是两位五台籍的共产党人。一个是消灭他十几万大军的徐向前。另一个就是应他主动邀请，参与组织山西“牺盟会”，创建山西新军，并最终导致5万山西新军拖枪投向共产党的薄一波。
1935年，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侵占了热河全省。得陇望蜀，欲壑难填，5月，又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紧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活动，企图使河北等华北五省脱离中华民国政府，从而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在这一阴谋中，日本将山西视为“华北事变”能否成功的最重要一环，除了因为山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外，就是他们看中了阎锡山，认为在资历、威望、军事与经济实力、政治领导能力几个方面，阎锡山无人能够替代。
阎锡山对于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早有警觉，并主张进行坚决的抵抗。1932年初，他复出后不久，鉴于“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民族危机，就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交了《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领土，我即不愿轻与宣战，亦宜以铁血主义，坚抗死守，不使日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得寸进尺，而后乃可以徐图自存也。锦州为东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其覆亡之祸，势必迫于华北全部，锡山等心念及此，良心用悸。夫国家兴衰存亡，固政府之责，国民牺牲奋斗，乃民族之光。……处此艰穷危急之时，图国家民族继存之道，政府宜速检拨十万劲旅，增防铁州。”
可见，阎锡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痛恨的，也是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抵抗的。而他对日本扩张野心的预料，也被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1935年冬，红军抵达陕北后，阎锡山置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借道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声明而不顾，想凭借精心构筑的多层防线，将红军阻挡在黄河以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才到达陕北的红军决定东渡黄河，打到他的地盘上来建立共产党的根据地。由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3万余人，于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间便突破了他的河防工事，东渡黄河。双方第一次交火，红军就歼灭晋绥军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连。阎锡山大为震惊，赶紧将主力部队编成4个纵队，组织“汾孝会战”，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把红军赶过黄河。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晋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红军将阎锡山的地盘夺占了几乎三分之一。紧跟着，红军又兵分三路，实行战略展开，一路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团直插晋中，一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杀向晋南，另一路则由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总部和警卫团少数兵力，在晋西北继续周旋。徐程的先头骑兵曾一度逼近太原近郊的晋祠。红军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并筹款和扩大红军。
阎锡山惊慌万分，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垒起沙袋，构筑街垒，同时令正在追击红军的主力火速回防太原。
阎锡山还在“汾孝会战”之前，看到红军来势凶猛，以一己之力恐难对付，情急无奈之下，不惜饮鸩止渴，主动打开向中央关闭多年的“大门”，冒引狼入室的危险，请蒋介石火速派兵驰援。蒋介石喜出望外，视若天赐良机，急令驻扎在河南的关麟征25师，河北商震之第32军，火速入晋协剿红军。同时电令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挺进，以断红军之退路。当红军兵分三路后，阎锡山又以“匪军分股流窜晋省，现有兵力已不足遏阻匪祸”为辞，再电蒋介石增拨援兵。3月中旬，蒋介石再派汤恩伯3个师又3个旅入晋。这样一来，前后增援阎锡山的中央军达到了12万人之多，沿正太、同蒲路星夜兼程，直插山西腹地，并派空军一队进驻太原，并在太原成立陕甘晋绥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
前门防虎，后门又涌进一群狼，阎锡山不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3月21日，中央军与晋绥军联合向东征红军发起进剿。
毛泽东见蒋阎联军来势汹汹，遂果断决定渡河红军回师陕北，把矛盾扔给蒋、阎二人，并于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东征之役，就此结束。红军在晋活动75天，扩充红军8000余人，而阎军损失万余兵力。
东征红军主动撤回陕北，阎锡山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由红军东征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马上就摆在了他的面前。首先，蒋介石派赴山西的十几万中央军根本就没有离开山西的意思，他们在山西各地大肆发展国民党组织，收买拉拢阎锡山的高级军官，甚至猖狂到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不但如此，1936年4月，蒋介石还命令阎锡山从晋绥军中挑选15个团的兵力，附以骑、炮各一个团，西渡黄河，围剿红军。而担任这支部队总指挥的又恰恰是被蒋介石竭力拉拢、提拔，由蒋介石明令升任为第19军中将军长的李生达。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系汤恩伯13军、李仙洲21师、高桂滋84师、高双成86师，均归李生达节制。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矛盾发生了变化，阎锡山立即就感受到了蒋介石杀气腾腾的锋芒。眼下对他威胁最大的已不是已经主动退过黄河的红军，而是此刻掐住了他咽喉让他喘不过气来的蒋介石。他忧心忡忡地对将领们说：“百川未亡于共产党，这下也要亡于草字头了。”
阎锡山当然不甘心让蒋的如意算盘得逞，为了粉碎蒋的这一阴谋，阎锡山来了个釜底抽薪。于是，便出现了下面这一幕惊险的场面。
1936年5月31日凌晨，月落风轻，四周十分安静。
山西离石县城里到处驻满了晋绥军。在县城内的一所大院子门口，4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往来巡逻值哨。
院子里边也有数名巡逻的士兵，他们是晋绥军第19军军部警卫营的卫士。院子里北屋内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第19军军长李生达就住在这间屋里。
这时，一条黑影在院子里贴着北屋的墙溜过来。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形，敏捷地跃上北屋的台阶，轻轻地推开了虚掩的房门，顺势钻进屋里。只见他摸到床前，迅速地从怀中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对准睡在**的人的心窝全力刺下。
“啊——”
受害者的一声惨叫，惊动了巡逻的士兵。他们在惊愕中只看见一个黑影溜了出来，没命地朝外面跑去。
“谁？”
卫士的话音未落，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当场一个士兵倒在地上，胸口上鲜血直往外冒。那名凶手一边开枪，一边朝后院的院墙窜去。这时，后院的警卫一齐赶来，吵吵嚷嚷，把凶手逼到了墙角处。凶手眼见难以逃出重围，当下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被刺者定是李生达无疑，而凶手，竟然是专门负责他安全的卫士熊希月。
待“噩耗”传到太原，阎锡山又扮出一副悲痛万分的模样，亲率高官到灵前致祭，轰轰烈烈地厚葬李生达。同时致电蒋介石：“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准于缓期入陕。”
蒋介石明知这是阎老西儿玩的一个小手段，可是，又能拿他怎么样？
由此，阎锡山渡过了一场危机。
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其对日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但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紧军事剿共和消耗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方面，这就不能不引起阎锡山强烈的不满。
阎锡山除感到蒋介石、日本的强烈威胁外，对于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威胁也十分忧虑，红军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东突西奔，战略战术运用得十分娴熟，而其战斗力又是那样的强盛。他曾对其部属说道：“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了。因为黄河长达千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要把这千余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哪里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证共匪不再偷渡？”
尤其令阎锡山感到压力的是，红军东征期间，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广为宣传，及其发动群众进行的土地革命，已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求抗日救国，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共产党播撒的这些星星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非但如此，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居然也有人对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的法令、布告争相传诵，甚至还有人认为与红军作战就是同室操戈，令亲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蒋、共、日，三股力量三把刀，刀刀见血，都能要阎锡山的命。险恶的局势，迫使他不得不在抗击日军侵略的同时，又在蒋介石的阴谋和红军的进攻之间进行比较，以寻求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出路。他清楚地知道，以己之力，断不能消灭三方中的任何一方，更无可能同时对付这三股强大的敌人。绞尽脑汁，审时度势后，他终于看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如果完全投向日本人一边，等于是在国人面前自寻绝路，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可是，要守住山西这块根据地，那他就只能在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三者之间左右逢源，巧妙周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