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共产党，东有日本人，南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形势险恶，已达极点。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压力压在阎锡山头上，使他如同生活在夹缝之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观点。他开导军政高干们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道理。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代表了人类的真理。因此我说，我们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
他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归于列宁。他说：“存在即真理这句话，是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讲的。当时有人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理解，反对他割地求和，长篇大论提出尖锐质问，列宁只用一句话回答他，存在就是真理”。
由此出发，阎锡山进一步引申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因此他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为了存在，采取任何手段，真理都在我们手里。”
他对自己的这种处境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好比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他还郑重其事地告诫自己的将领们：“日本人、共产党，草字头，哪一方都要巧妙周旋。眼下对我们来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存，第三还是生存。”
因此，对于阎锡山来说，如何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任何一颗鸡蛋，找出一条既可利用共产党的长处和力量发动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又可顶住蒋介石对他的吞并，并使共产党不再对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道路，就成为他必须做出的选择。
就在阎锡山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之时，在“汾孝会战”中被红军俘虏的郭登瀛回来了，而且还给他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关于郭登瀛，程子华晚年回忆说：
我15军团前卫75师将该敌392团一举全歼，敌团长郭登瀛被俘。
郭登瀛被俘之后，极度紧张恐惧。但出乎他的意料，红军不仅不打不骂，连他的怀表和几十块钱晋钞也全部未动。为解除他的恐惧心理，战斗刚一结束，我就和徐海东、周士第在村外的河滩接见了他，并让他给被俘官兵讲话，安慰大家不必害怕，要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郭登瀛是红军渡河以来被俘的第一名敌高级军官，对他的教育和处理，在晋军官兵中必将引起极大的反响，如能像东北军的高福源一样，做好争取教育工作，对于沟通我党和阎锡山的联系，推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发生一定作用。因此，部队在大麦郊休整期间，我又专门找他做了一次长谈。为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我一开始就坦率地对他说：“我也是咱山西南路解县人，在太原国民师范念过书，后来当了红军。在红军中我当过师长、军长、军团长，也做过政治工作。在我们红军队伍中，没有薪水，官兵一样，一天只管三顿饱饭，只是想使普天下穷苦百姓都有好日子过。”
接着我又讲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中肯地向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大敌当前，国难日深。我们应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武装出武装。我们红军此次渡河东征，就是要到第一线去抗日。”
最后，我又针对他关注个人命运和出路的急切心理，坦率地对他说：“我们叫你在窳里多住几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更好地明了我们的主张。”
这次谈话后，我们即派人把郭登瀛送到了红军总部保卫局驻地康城附近的南窳。
为使郭登瀛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进一步深刻的了解，也鉴于当时我军已作出了回师西渡的决定，这次会谈后，郭登瀛被送到了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再次接见了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去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让他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等晋军首领带回了亲笔信件，周恩来同志托他给阎锡山带了口信。同时还发给他10元边币，90元山西省钞作为路费，又送他一匹战马，派两名警卫人员把他一直送到了黄河岸边。
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阎锡山汇报了他被俘的前后经过，转达了毛主席在康城接见时所提的三点要求，面交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同志不仅重申了我党、我军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一贯主张，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之名，染指山西的险恶用心。这是阎锡山的根本利害所在，也是他眼前的心腹之患。（1）
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对于促使阎锡山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明智抉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阎锡山曾对高干们提出一个问题：“东北失守以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2）”
毫无疑问，阎锡山是个大军阀。
中国的军阀分低、中、高三个层次。
低层次的军阀是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谁都会，否则就当不了军阀。
中层次的军阀是发展经济。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大军阀基本都会。但懂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把治下地方的经济搞上去的，就极为鲜见了。阎锡山肯定是军阀中的佼佼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利用国民党镇压山西学生运动激起公愤的机会，重新上台，随即制定并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几年时间，山西经济快速发展，就连蒋介石都不耻下问：“山西经济的发展经验如何在全国推广？”军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又是军阀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阎锡山的兵工厂计有分厂18座，厂房6100余间，设备5000余部，职工上万。月产迫击炮100门，轻重大炮35门，炮弹15000发，机枪、步枪4000支，子弹420万发。在同时代军阀中，晋军最先装备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据说还在研制战斗型直升机。
高层次的军阀则是探索理论。用什么理论指导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到了这个境界的军阀，可谓凤毛麟角。能够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理论，环视全国众多的军阀，真的就唯有阎锡山一人了。早在1920年6月，阎锡山就开始在山西省政府院内的梅山组织“进山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研究、论证他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山会议”每星期三、六开会，每次4小时，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山西有水平、有地位的骨干分子和社会名流，最初只有12人，后来增加到134人。阎锡山给会议提出了研究目标，即研究“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他还给会议规定了三条研究公例：一是研究的结论必须“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二是研究的结论必须无父母，就是不掺杂成见；三是研究的结论必须不绝后有儿子，就是要有发展前途。会议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人群之真富真强真文明，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而对共产主义制度则认为是只有“人人为圣人斯可办到的制度”。
蒋冯阎大战后，阎锡山落难那两年，更是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最后终于捋出了一个头绪。重新上台后，阎锡山把他捋出的这个头绪写成一本书，叫作《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1934年11月，蒋介石听说山西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亲自赴晋巡视，看到果不其然，于是向阎锡山探问，一是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能推行全国？
阎锡山捧出一本《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送给蒋介石，并解释说：“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也就是说，开辟造产途径，解救失业恐慌。在积极方面，以物本位的物产证券，改革金代值的货币，以消弭因物产滞销引起的失业恐慌弊端。以‘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取消私产剥削。消极方面，指出马克思对现社会病之认识及医治的错误，在思想上彻底粉碎共产主义。”
如果要详细探论阎锡山的这套理论到底是什么、是对是错，何对何错，那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总之，阎锡山自己心里明白，就凭他一介武夫，虽然搞出了这套理论，一是难免存在许多说不清楚的伤病之处，二是恐难令天下信服。正在这时，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给他推荐来一位留德归来的学者杜任之（中共秘密党员）。这位在马克思老家研究哲学的杜先生听说阎锡山提出了“永久性按劳分配”的学说，不禁大感兴趣，而阎锡山为使其学说完善化，也极愿请人与他辩论。杜任之对阎锡山的“学说”颇多疑问，阎锡山便欣然请杜任之到他的老家河边村一起研究。
两人在河边村进行了三次学术大讨论，杜任之反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阎锡山学说中的漏洞提出质疑，搞得问题越辩越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1934年秋，派张隽轩秘密赴北平，约请侯外庐、张友渔来晋，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4年9月，张友渔去到山西之后，北方特科派遣打入张学良“剿总”的潘东周身份暴露。11月7日，北方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张友渔回忆说：“徐冰（邢西萍）、温健公在北平待不住，也去太原讲学。”
张友渔说，阎锡山“并不敢用共产党人，只想利用两种人来达到他的目的：一种，曾是共产党员，现在脱离关系的，特别是叛徒；一种，讲马列主义理论，但不是共产党员的学者”。
恐怕后面一种也不尽然，因为阎锡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阎锡山曾兴高采烈地说：“我请来一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在河边村讨论我的学说。我要和他们展开辩论。他们驳不倒我的学说，就得听从我的主张。道理是越辩越明，真理终究要战胜。让他们也敞开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我也愿意听听马克思谈的究竟是个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