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到11月，阎锡山派人把张友渔、侯外庐、温健公、邢西萍等共产党的教授学者请到了山西，结果11月蒋介石来访，12月阎锡山老爸去世治丧，理论研讨的事情就拖了下来。
趁着这个空当，杜任之向阎锡山提了个建议，把这些共产党理论家拢起来，成立一个学会，专门研究这个“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阎锡山一听很好，起了个遮人耳目的名字叫“中外语文学会”。阎亲任名誉会长，杜任之任秘书主任与编辑主任，潘泽卿、周北峰为副主任。杜任之又把法学院他的学生阎又文找来做实际工作。
这个“中外语文学会”，名义上说是研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实际上是在宣传马列主义。学会办了一份《中外论坛》，主要任务是翻译和介绍国内外的进步书刊，甚至翻译《共产国际通讯》，介绍各国共产党情况，翻译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宣传马列主义。
杜任之回忆说：“刊物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侯外庐、张友渔、徐冰和温健公、李毓珍，还有潘泽卿、高叔康、王辑五、焦敏之，以及徐冰介绍来的孔祥祯（就是后来往草岚子监狱里送信的人）、我介绍的山大教授史景苏等人”。
当时从北平大学毕业回到山西的青年学生余振后来回忆说，杜任之听说他学的是俄语，就请他给《中外论坛》翻译文章。余振翻译了一篇《苏联货币》。“后来，杜先生提名让我参加编委会。编委会的编委都是一些有名的学者，如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徐冰）、温健公、周北峰等，都是北平、太原各大学的教授。后来，我参加过一次编委会，会议决定大家分头翻译《列宁全集》。记得学会里的全集是俄文第二版，全部30多卷”。可见当时他们搞的规模有多大。
不但如此，这些共产党的大理论家们还给阎锡山的青年团骨干讲“科学社会主义”。以“中外语文补习班”的名义在社会上办班讲课，把《中外论坛》发到全国各地。
到了1935年2月，阎锡山的理论研讨班终于在他老家五台河边村开课了。由这些阎锡山礼请来晋的共产党的大理论家们给山西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们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三天时间里，阎锡山仔细地耐心地听着，认真做着笔记，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求解答。听完课后，阎锡山说了一段话：“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观察事物，就像一只显微镜一样，竟然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不过，“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
这段话很能代表当时阎锡山对共产党的认识。
而且，阎锡山还有一个特点，他非常长于用朴实生动的话语，来表达他对枯燥的理论的认识。
有次课后讨论时，阎锡山问手下大将赵承绶：“什么叫政治？”
赵承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
阎锡山淡淡一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
阎锡山又问：“什么叫宣传？”
赵前一问题失了分，又抢着回答，依旧洋洋洒洒，说古论今。
阎锡山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这时候的阎锡山面对着三大强敌——老蒋、日本、共产党。如何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阎锡山的办法是“拒蒋又要拥蒋，抗日又要联日，反共又要容共”。
比如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暴动造反夺取政权，他就反对，因为他认为这样不对（当然也是出于他的集团利益）。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暴动造反，他就包容。
所以，当时的阎锡山对陕北红军采取“剿灭”政策，对共产党在山西的基层组织采取抓捕政策，而对这些共产党的理论家采取容留甚至是保护的政策。
要知道，1934年秋到1935年底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最严厉捕杀中共地下党的时期，这些共产党理论家在上海、平津等地待不下去，正好受邀来到山西，在阎锡山面前热热闹闹地宣传起了马克思主义。
问题是，阎锡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吗？当然知道。就算不知道，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不是白吃饭的，肯定也会让他知道。
张友渔回忆说，国民党抓他的原因，是由于叛徒出卖，说他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领导，企图派人在平绥线上埋炸药，炸死去绥远视察的蒋介石。他到太原后，“国民党知道我在太原，就打电报给阎锡山派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要他把我押送南京”。“阎锡山让徐永昌给南京回电说：‘此人不在太原’。但因山西省党部是蒋介石派，我在太原他们是知道的，阎不好再留我，就把我送走了。”
张友渔由此去了日本。《何梅协定》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留在太原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温健公通知我，形势变化，可以回来。我于八月间回国，仍在太原工作”。
看看，如此明确无误的共产党人，阎锡山都能瞒着蒋介石容留保护。而杜任之的重要情报任务之一，就是把阎锡山的思想动态报告出去。可惜的是，当时最后的特科以及白区各地的地下党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
1936年2月红军的大规模东征，使得阎锡山的思想动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如何防共，阎锡山说了两个办法：“一是用法西斯方法防共。一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他在《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和《清除社会不平与防共》等文件中写道：“我认为这两条路，均可以彻底地防共。所谓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负担，与政府合作，巩固现有的政权，抵抗共产势力的侵入。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产发生的基础。然而不走前一条路，就不能走后一条路，不走后一条路，就不能走前一条路。这两条路均能达到防共的目的，也可以当作防共具体做法的两个阶段来看，不但不冲突，并且是前后呼应的。”
在红军攻入山西之前，阎锡山更多考虑的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为此甚至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请来，共同研究探讨。一旦红军攻入他的地盘，阎锡山必然地就要转向“法西斯方法防共”。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锡山除调动各路晋军防堵红军外，在全省实行白色恐怖。从3月1日起，阎锡山连续发布命令查拿共产党员、红军侦察人员和其他所谓“影响治安”的嫌疑分子。6日，宣布全省戒严，给予各县县长、县公道团团长和地方团队的大队长以对共产党“先行枪毙，事后呈报”的权力。8日，又发布悬赏令：“一、凡在省内拿获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100元；二、拿获密探者，每名赏大洋200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50元；四、赏洋立时向绥署请领。”在此煽动之下，各县竟然惨无人道地开展杀人竞赛，多杀者奖，少杀者罚；各县向阎锡山逐日报告，评定优劣。各县为邀功请赏，争相大肆捕杀外省籍商贩、乞丐。遇有腰系红裤带，衣服打红补丁，扎红头绳，身带一二枚国民党新发行镍币或小圆镜者，或衣服上纽扣特殊及短缺者，均被认为是与红军联络之标志，立即扣捕，或刑讯逼供，或拷打致死。省城太原街警林立，戒备森严，熟人相遇，不敢顾视，偶有所语，即被留难。国民师范、山西大学等校频遭军警围捕，一次逮捕学生就达百人，一批爱国师生惨遭毒手。
1935年8月，北方局派王文达以特派员身份去山西恢复重建山西地下党组织。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红军东征后，为了配合红军东征，我就急派武永祥同志去晋西一带，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但是过了几天武来信说，白军封锁很严，不准一般人来往行动，只好待在家里，暂时也回不到太原。同时太原城里也紧张起来了，查户口，要铺保。报纸上也登出要每个市民带标志的规定。我记得是：能找到两个铺保的戴一个花的标志，能找到一个铺保的戴两个花的标志，找不到铺保的戴三个花的标志。”
不但地下党存不住身，张友渔等教授学者也待不住了。1936年4月，南京给阎锡山发来电报：“查《中外论坛》专门翻译外国共产党的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混淆视听，应予查办。”这回阎锡山没有含糊，二话不说批示“照办”。《中外论坛》停刊，“中外语文学会”解散。张友渔、徐冰等人只好又撤回北平。
那么，阎锡山后来又是为什么采取了联共政策呢？
关于这段历史，许多著述说，是因为“入晋剿匪”的十万中央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迟迟不退，阎锡山惧其用心叵测，担心“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于是他停止反共，转而联共。
这个说法其实问题很大，因为1936年6月，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反蒋，5月26日刚刚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的陈诚，6月4日就从太原飞南京，5日飞武汉，被蒋介石派去处理“两广事变”，晋绥军事大权重又回到阎锡山手中，入晋增援的中央军主力关麟征、胡宗南部也已于7月南调离境了。
中共中央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窥视华北准备大举入侵之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蒋介石说，不对，“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