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双方的密使一来二去，阎、日之间很快便有了“默契”。
被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在路经古战场时触景生情，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率先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礼迎八路军入晋，他领导下的第二战区，成为当时四海皆知的“模范战区”。海外各地的爱国华人华侨、国内有志青年都积极投身于山西、参加共产党人薄一波带着“山西帽子”领导的“牺盟会”等抗战组织。他先后主持绥远抗战，组织大同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会战，歼灭倭寇无数！即便进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也只是派人把阖家老幼送到四川成都躲避战火，自己则坚持留在临时大本营克难坡，与抗日官兵们共度危艰。
可就这样的时候，突然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蒋介石。
中原大战过后不久，阎锡山虽然和蒋介石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两人的表面文章做得都还不错，使局外人感到他俩配合默契，已无隙可言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阎锡山公开打出拥蒋的旗号，而内心则视蒋为虎狼，时时警惕，处处设防，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蒋介石也的确视阎锡山为政治上的异己，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把他搞掉，使晋绥这一大片“阎氏独立王国”，真正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即使是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与阎锡山的较量。终于在1938年冬，蒋介石突然从背后向阎锡山狠狠地捅了一刀，成功地拉拢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弃阎投蒋，使绥远省从此脱离了阎锡山的统治，缩小了阎氏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阎锡山大败后，通电下野，避居大连，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绥军所有军长以上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蒋介石遂委任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黄河以北军政事务统统交给张学良料理。张于是名正言顺地整编了阎锡山留下的晋绥军，最后确定将晋军步兵编为4个军：第32军，军长商震；第33军，军长徐永昌；第34军，军长杨爱源；第35军，军长傅作义。
同时任命商震兼任山西省主席，傅作义兼任绥远省主席。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治安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与商震、杨爱源两位阎锡山的心腹一样，他的工作做得也是十分到位，事无巨细，均以电话电报征询阎锡山意见。而相较之下，坐拥绥远的傅作义就显得差“差一些”——老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识忠臣”，失意下台之人，对这个问题尤其敏感。
“九一八”事变以后，阎锡山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了晋绥两省。阎锡山认为让傅作义掌管绥远，总使他不太不放心。1936年，阎着手整编晋绥军，撤销了傅作义的第35军73师师长的兼职，由他的亲信刘奉滨出任师长。此外，为了削弱傅作义的实力，阎锡山把第35军72师留在了山西，并对该师师长李生达施以恩惠，让其俯首听命于自己，拒不接受傅作义的指挥。这样，傅作义名为第35军军长，实际他能够调动的军队仅仅只有孙兰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即便如此，阎锡山仍然认为傅作义掌控的兵权太大，又相继从211旅和218旅中各抽调一个团回山西，留给傅作义这个军长的不过是区区4个团的兵力。
以傅作义的聪明，他当然清楚阎锡山的良苦用心。可是，作为下属，他除了忍耐，别无他策。
1936年冬，绥东抗战即将开始，傅作义一再提出绥远无兵可用，难御强敌，要求阎锡山给予体谅和支持。鉴于情况紧急，阎锡山只得将调到山西的两个团归还建制，开回绥远。
绥东抗战取得胜利后，傅作义为阎锡山脸上贴了金，但阎锡山对傅作义的忌意却更大了。因此，将傅作义调到身边，以就近控制。待到全面抗战爆发，当日军从张家口长驱西侵，危及绥东时，傅作义一再请求回绥远指挥作战，保卫疆土，而阎锡山却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多有倚重参赞戎机，留在身边可供随时咨询。”一边对傅曲言搪塞，另一面，他又派心腹赵承绶前往绥远，代理绥远省主席。其用意已十分明显，就是要取代傅作义在绥远的政权和军事指挥权。
次年秋，忻口战败，娘子关失守，日军进逼太原城。
关键时刻，傅作义挺身而出，愿守太原。
阎锡山大受感动，决定把73师和101师的建制划给傅作义的第35军。
可是，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这就惹怒了阎锡山，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为此阎锡山电请南京政府将傅作义撤职查办。他甚至还电告蒋介石，说傅作义驻防晋西北，与共产党、八路军打得火热，还说傅作义的第35军已经成了“七路半”，离八路军就差半步之遥了。
自来精明过人的阎锡山，万万没想到自己拱手送到蒋介石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938年冬天，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应召出席。
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傅作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御前独对”时不仅大加抚慰，而且封官许愿，提出第一要提拔重用他，第二要给他扩军编制，准备把他的第35军从第二战区划归到第8战区序列，移驻绥西的后套一带。
傅作义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早有觉察，觉得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栽在阎锡山手里，早就动了改换门庭的念头，此刻一听蒋介石的话，自然是感激不尽，对蒋说了许多感恩戴德的话。
如此重要的事情，蒋介石竟然根本不与阎锡山打招呼，当即下令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还特批第35军除101师外，另外扩编新编第31师、新编第33师。
阎锡山得知这一消息，怒气攻心，当着高干们的面大骂傅作义背信弃义。骂傅之余，他更加痛恨的则是蒋介石，觉得蒋介石太狠毒了，玩了一个小花招，竟把他的一员大将，两师兵马，全部武器装备夺走了。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经此变故，使他失去了一个省的地盘，从辛亥革命起，他就是晋绥两省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晋绥军的最高统帅。可从此以后，他就只能在山西一省发号施令了。
蒋介石的这一刀刚刚过去，元气刚得恢复，不料第二年，阎锡山又干了一桩抱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对自己阳奉阴违，骨子里却只唯八路军总部和延安马首是瞻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阎锡山原想借口取消政委制，对新军中的共产党动手，但事与愿违。不料偷鸡不着反蚀米，薄一波等人先下手为强，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4个纵队中的阎系军官礼送出队，将队伍一呼隆带走，全部编入了八路军序列。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陆续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他的嫡系部队61军、19军、独8旅，尤其是骑1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战败后也先后弃官抛印改换门庭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不仅趁火打劫，还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而此时的日本已经与中国打了两年多，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本政府清楚对中国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日本急切希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他们认为此时的阎锡山已经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弄得走投无路，正是引诱他上钩的最好机会。
双方的密使一来二去，阎、日之间很快便有了“默契”。
1940年11月里的一天，时在克难坡上的阎锡山把时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的赵承绶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耳提面命了一番。
阎锡山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义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
阎锡山两眼看着赵承绶，好像等待他的回答，见赵承绶耷拉着脑袋没有说话，便接下去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接着又告诉赵承绶几点具体要求，要赵承绶迅速安排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