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楼在战时是日军将佐和汪伪政权高级干官员的聚集享受的场所，算得太原城中最为豪华之地。城野宏觉得“合谋社”这名字实在有些新奇，便问阎锡山派来与他接洽的梁延武是何意思？梁延武说：“这是阎长官亲自取的名，意思是中日双方有志之士合谋建设山西及抗拒共党。”
在上世纪那个波诡云谲的乱世，命运是最不可捉摸与掌握的东西，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亦然，甚至连没有生命的建筑，也不得不以无言的沉默接受时局的磨难与捉弄。阎锡山在决定修建万字楼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原本拟作图书馆的这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流光溢彩的建筑日后的经历和命运。1937年，万字楼竣工，然而，子明图书馆尚未开馆，太原已沦陷，这个原本应该书香四溢的地方，成为日本人和汉奸的高级聚会场所“日华俱乐部”。1945年，日本投降，阎锡山返回阔别8年的太原，满目疮痍的山河亟待收拾，内战的爆发却迫在眉睫，上党传来激烈的枪声，子明图书馆的开放依旧遥遥无期，万字楼又成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合谋社下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这是一个为了留用日本人而专设的机构。正是在这一机构的运作下，才有了所谓的“蚂蚁部队”。
城野宏每天都要到万字楼办公，策划改编日军残留部队成为一支新的劲旅是阎锡山交给他的最重要的任务。
初期，我对于这些日军从天皇的部队变为阎锡山的雇佣兵，其战志、战力及团结如何获致，大感怀疑，因为建军的本质，牵涉到政治和技术，单是把一批军队留着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设法把日本的政治、宣传、生产机构、娱乐机构、文化教育机构及艺术人才留下来，但怎样才使他们留下来，就成为我的工作之一。
我的宣传果然奏效，引起一般留在山西省的日人的共鸣，各种人才纷来“合谋社”报到，共勷大计，其中有炸死张作霖出名的前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此人在张作霖事件之后，因“对某重大事件负有责任”，被迫退出陆军，转任“满洲铁路局”理事，“九一八”事变后，他成为“满洲煤矿”的主帅人物，后来又被人踢出，那时他的陆军大学同学岩松义雄出任第1军司令，驻扎山西，便邀他出任山西产业会社的社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山西产业会社前身是日本占领山西期内，接管阎锡山遗下的所有重要工厂和矿山的军方机构，把经营所得利益，交给第1军，军方则以这些利益作为特务工作费，进行对中国方面的不可告人活动。河本过去与阎锡山有一面之缘，他对于我们进行把日军留在山西一事，举起双手赞成，他说：“这样对我们大大有利，因为一个中队的日军便可在中国横行阔步，有一个师便可控制华北，有日军做后盾，便可充分开发山西的资源。”
河本对留在山西既有兴趣，便把制铁厂的主任技师等重要干部挽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山西产业会社化身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这个总顾问事实上是主宰者，他只是把山西产业会社时代的“社长室”牌子换上了“总顾问室”。
有一个名叫指田的日本军属，奉命和阎锡山手下的特务头子梁化之合作设一“资源调查社”，名为调查资源，实际专门搜集中共情报。
最后而又最大规模的编组，则是年末以“特务团”名义，把留在山西省的日军组织起来。
在“特务团”司令部名义下，有9个步兵团，此外尚有特科队、医院等共约1。5万人，大概相当于一个师的实力，并以此一个师为基干，再发展为其他以日人为军官，以汪政权遗下的中国军旧部为队员的队伍，初期打算兵力是6万人。
1946年1月，山西的日军司令到北平去，向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联络部报告山西大部分日军不愿返国之事，那边认为，天皇的命令本来是要全体日军复员，但中国方面既然要留住这些军队，日本方面是战败国，也就没有意见。留晋日军以原任114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为总司令，太田少佐为司令部参谋，各方面准备就绪，即日成立。（1）
城野宏使出浑身解数，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官兵，以及在华日侨继续留下来为阎锡山当雇佣军。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日本人的处境》的小册子，进行宣传鼓动。
城野宏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印发传单，向留在山西的各阶层日人进行劝说：“日本已被盟军占领，主权丧失，成为被征服国家，前途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是美国化，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被脱胎换骨，经济上命脉被握，文化上殖民地化，终有一天成为夏威夷第二。”其次是苏联化，在战后混乱与疲弊中，民众势必“左倾”，接受共党**。第三是独立之路。我们反对前两者，期望第三者。为了加速日本独立，复兴祖国，促使占领军早日撤退，我们留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因为战后美苏势必对立，第三次大战难以避免，到那时我们留在山西的日军，便成为日本复兴军的先头部队。
“为了使日本尽快恢复独立，完成日本的复兴，在希望美国占领军能够尽早撤离本土的同时，日本必须将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日本复兴的道路。我们留在山西暂时协助阎锡山，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留在山西的军队，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部队，高举迅速复兴日本的旗帜而战！”
城野宏要求日本人“卧薪尝胆，为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平，煽动那里的日本人前来山西。在城野宏的鼓动下，太原、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等地的一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务人员、普通日侨甚至僧人等非军方人士也残留在了山西，总数超过了15000人。
阎锡山回到太原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在省政府大礼堂对奉召而来的数百名日本官佐、日侨代表、各个株式会社的头头脑脑发表演讲。
最令日本人高兴的是，阎锡山宣布：“本人希望你们留在山西，与当局合作，凡留下来者，本人不仅给予生命财产之完全保障，在经济上，也将给予优裕之待遇。”
紧跟着，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武和苏体仁驱车到坝陵桥“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第1军司令部”，与城野宏、岩田就如何秘密收编日军各项事宜进行谈判。
谈了5天，双方达成4项条款：
一、凡自愿留在山西之日军官兵，须先向原属部队申请复员，脱离日本军籍后再加入归由阎长官指挥的新的日军部队。
二、所有留用之日本军人，全体给以军官待遇，并照原来军阶连升三级。
三、服务合同为期两年，期满如愿返日，一切由阎长官负责代办。
四、一俟对日交通恢复，将协助办理申请各日人家属来晋居住，或汇款返日接济家人生活等事宜。日人如愿与中国人结婚，甚表欢迎。
8月30日夜，阎锡山召集汪伪政权首脑王骧、苏体仁、冯司直等开会，决定由王骧向各地汪伪政权、地方武装发布密令：严禁向八路军投降。
当晚，还委任苏体仁为高级顾问，王骧、冯司直为高级参议。
阎锡山把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今村、城野宏、岩田等日本将军级战犯聘为高级军事顾问，特别是委任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更让太原人民侧目。抗战胜利后，太阳旗依然在太原上空招摇过市，竟长达半年之久。利用投降的侵略者对战胜国人民堂而皇之地执法，实乃旷古奇闻！
这段时间，太原日侨、朝侨的店铺和房产都被查封接收了，哭天喊地的男女老幼被赶出他们的住房，关进了日军以前用来关押抗日军民的集中营。长期骑在太原市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优等民族一下子变成了无国无家的可怜虫。失去自由的他们只能在愁眉苦脸和眼泪与叹息声中饱受煎熬。茫茫的前途，未卜的命运，再加上饮食的粗劣，疾病和创伤折磨着他们和孩子。这当然不是中国军人的错，要怪，那就只能怪当初把他们推进这场战争的日本军阀。
中国没法待，日本又让美国大兵占着，就算回去也只能落个当亡国奴的份。日本人昔日的优越感**然无存，大都渴望着尽快为自己寻到一道护身符。家中有女初长成的日本侨民就得着了先机，在阎锡山光复太原最初的几个月里，豪门大户的公馆门前常常出现喜气洋洋的迎娶场面。那是阎锡山手下的文武高官，争着抢着在纳日本年轻女子为妾。
而首先开端示范，引领这股风潮的正是太原市长白志沂，警察局长师则程紧随其后金屋藏娇。至于梁延武，更是广揽群芳，香窟满太原，“五妹子”即便知道，也拿他这花花公子毫无办法。
不仅仅是日本少女嫁给中国官员，这一期间，也有几十个太原女师的学生嫁给了日军军官。
1946年1月，阎锡山始而采纳曾任青岛市警察专员的日人古屋的建议，给残留日军挂上“山西铁路护路总队”的招牌，投入和八路军作战。不久又更名为特务团。到了1947年秋天，阎锡山又将特务团并入刚刚组建的山西野战军。赵承绶任总司令，原日军驻长治旅团长元泉馨少将任副总司令。阎锡山为掩人耳目，命令残留日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官各取一个中国名字，元泉馨的中国名字叫元全福。今村的中国名字叫晋树德。而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表册上，籍贯为广东新会的少将军官李诚，就是不太喜欢穿军装，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个学者的城野宏。
（1）摘引自《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自述：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