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侍从长张逢吉赶紧抽出驳壳枪，带着几十名侍从爬到车厢顶上严阵以待。
阎锡山问参谋长郭宗汾：“八路还是我军？”
郭宗汾回：“我也不清楚。”
阎锡山又气又急，遂派人登上车顶以信号联络，也未弄清，满车人都紧张万分，不知所措。
这时日军参谋伊藤，挎着东洋军刀，神气十足地走入阎锡山的车厢，对阎锡山进行安抚。并命令随车日军立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保护阎长官专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经日军骑兵联络侦察，始悉是阎锡山的左路军在铁路沿线警戒保护。
一场虚惊，始告结束。
8月30日晚8时左右，太原街市电灯已一片通明。太原老百姓知道阎锡山今天凯旋，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从火车站通往晋府的大街上全是涌动的人流和旗幡。他们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受了整整8年的熬煎，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的身上心上伤痕累累？现在，幸存者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
阎锡山的专列驶入太原车站时，时任汪伪政权省长的王骧，与先后担任过伪省长的苏体仁、冯司直，以及警务厅长苏盛江等数百名大小汉奸在站台上摇旗呐喊，列队欢迎。
太原日军几十名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也全副戎装，肃立在站台上恭迎。
此时，令所有汉奸和日本人深感意外的情景出现了，阎锡山一点也没有凯旋的大将军理当有的威风。他此时的打扮与他在克难坡时绝无二致，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步兵伙夫头，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军衣，脚蹬布鞋，身上没有佩带任何表明军阶的标志。大部分汉奸过去都在阎锡山手下当差吃粮，知道他原本身材不高，但8年不见，此时看上去已经明显苍老憔悴了许多。虽然军帽遮住了头发，但他那两撇标志性的八字胡，却明显地灰白了许多。
两名贴身侍从小心翼翼地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阎锡山从火车上搀了下来——这肯定是中国15个受降区中，最不注重自身与国家形象的受降主官。
接着，阎锡山换乘汉奸为他准备好的敞篷吉普车，在沦陷区民众的夹道欢呼声中，在无数面拼命舞动的旗幡中，穿过大街，缓缓向晋府驶去。
阎锡山记得很清楚，他是1937年11月4日夜间离开晋府的，车队载着他和部分军政高官轻车简从，沿晋西公路，连夜取道交城，直奔临汾。虽是深夜，城内所剩市民也如潮水般向环抱太原的东西两山逃奔，哭声、喊声、咒骂声沿途可闻。数日之间，偌大的太原古城变成了凄凉恐怖的世界。他撤离4天后，日本人便占领了太原，到今天已经整整8个年头过去了。当晋府熟悉的歇山式巨大门楼出现在他视线中时，他才蓦然发现，鼻梁隐隐有些酸涩。
次日，伪政府大小汉奸和赵承绶、楚溪春等率先率部进入太原的晋军将领，又在省府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欢迎阎长官大会”。
阎锡山登台训话，出语惊人，居然说：“这8年来无论行者（撤往晋西坚持抗战者），或是居者（留在太原当汉奸者），都一样受苦，一样有功，诸位万勿自划鸿沟，互相隔离。”
阎锡山出此言，也有难言之隐。当时山西伪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日本人。作为主政之人，他不能图一时痛快，把这么多军队统统推到敌人的阵营里去。
阎锡山回太原主政的第三天，便在晋府东花园内北厅书斋接见了日军战犯城野宏。
历经上千年风雨沧桑的晋府，自北宋时期便成为山西的最高权力中心、决策者的府第，也是阎锡山自登上督军宝座后的官邸之所在。
而作为古色古香的晋府建筑群落一廓的东花园，有着浓郁的中国古典园林风格，院落中荷池假山、亭台楼榭一应俱全，处处雕梁画栋，美不胜收，浑然一座精美绝伦的宫殿。精致曲折的彩绘雕栏走廊，将南厅、北厅、高耸其间的勤远楼，以及几进跨院相互连通，更显示出东方贵族超凡脱俗的典雅。屋子里，却是西式装饰和国外进口的暖气设备。
抗战之前，这里就是阎锡山的家。日本人打进太原后，城野宏便搬了进来，当自己家似的住了8个年头。如今，昔日的主人胜利归来，城野宏就只好乖乖地搬走了。
同在晋府东花园住了很长时间的阎锡山和城野宏，在留下他俩深深印迹的地方见面，让城野宏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他进去时一眼看出，屋里的摆设和他住在里面时一样，原封未动。
时年36岁，身材瘦削白净，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笔挺薄西服，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的城野宏，此前名义上是汪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辅佐官，实际上所有汉奸都须看他的脸色行事。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三名先后出任汪伪省长的大汉奸，无一人敢不唯他的马首是瞻。
阎锡山请城野宏坐下，用日语客气地说：“城野君，现在日本战败了，不妨与我推心置腹谈谈，今后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啊？”
城野宏在统治大半个山西的时候与阎锡山的私人代表梁延武进行过几次极度秘密的谈判，但还从来没有与阎锡山直接见面交谈过。他见这位率领大军凯旋的中国将军一点没有胜利者的傲气，而且形象也大为改观。城野宏看过阎锡山许多照片，过去他蓄着两撇孙中山似的浓黑的八字胡，一脸凛然与威气。而现在，八字胡变成了灰白色，揭去军帽的秃顶泛着红润光泽，只有光脑袋的两侧还吊着几络干枯的白发，穿的又是一袭月白色的竹布长衫，看上去与山西乡间的一位慈眉善目的冬烘先生并无二致。
更让城野宏感动的是，阎锡山竟然用日语与自己说话，这更让他增加了一种亲切感，遂挺直身子，以军人的直率坦言道：“我必须承认当前的事实，我们的祖国已被别国军队所占，我们现在已成为亡国之民。但是，日本不是一个可以永久被人支配的国家，我们总有一天会重新站立起来。贵国现在是战胜国了，必然会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新领导。为了脱离欧美列强对亚洲的控制，我热切期待，贵国以及尊敬的将军阁下，将来能够支持我们日本的复兴。”
阎锡山点着脑袋，轻轻抚摸着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本人也有和城野君同样的想法，贵国之败，败在政治而非军事，我相信，日本作为失败者的地位只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再次寻求中日合作，共同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
城野宏很清楚，阎锡山口中所谓的北方威胁，是指赤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他更加明白的是，阎锡山所要寻求的“中日合作”，是担心他的杂牌部队不是八路军的对手，惧怕一旦八路打来会守不住山西，所以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最简单的策略，就是把山西境内已经投降的日军收为己用。
但接下来，阎锡山并没有谈收编日军的事，而是大谈他准备实施的“兵农合一”与“物产证券”两项制度。“兵农合一”是对传统征兵方式的改革，他打算从农村征得兵员后，分配给他一块土地，由村民代耕，作为维持军人家属的生活所需，使当兵的人无后顾之忧。而“物产证券”则是指用山西的矿产及农产资源作担保，发行仅限于在山西境内流通的纸币。
阎锡山最后对客人说：“我打算以此主张主理山西，你经营山西多年，希望你能依此原则，帮我出些主意。”
初次见面，阎锡山对城野宏印象不错，认为这位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中年人，仪态见地都很有修养。
日本投降时，驻扎在山西的侵华日军除了大同的驻蒙军一部外，主要是总计58000余人的华北方面军第1军。在第1军的序列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部队，它就是以元泉馨少将为旅团长的独立步兵第14旅团，这支驻扎于潞安的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并卷入了上党战役。而“残留日军”，主要就来自于第1军，元泉馨后来则成为“残留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职务是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而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等人则以阎锡山高级顾问的身份出现。
在日军残留山西过程中，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元泉馨三名高级将领，以及第1军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独立步兵混成第3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大佐等一批军人是积极的参与者，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非军方身份人士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衔不高、资历不深的岩田清一，在一些日本军官眼中还“乳臭未干”，但却因为职务的便利而一度取得“残留日军”的实际指挥权。河本大作，因为参与策划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而知名，这个狂热而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后来成为太原日侨的精神领袖。阎锡山方面，负责残留日军运作的，主要是“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武和第2军军长赵瑞，梁延武的另一个身份是阎慧卿的丈夫，也就是阎锡山的堂妹夫。
城野宏担任的新职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军事组组长，属于阎锡山任命的中国方面的正式官员，合谋社的办公地点设在新民公园池畔万字楼内的“日华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