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灰头土脸的凯旋之师
阎锡山一点也没有凯旋的大将军理当有的威风。他此时的打扮与他在克难坡时绝无二致，看上去就像个上了年纪的步兵伙夫头，身穿普通士兵的土灰布军衣，脚蹬布鞋，身上没有佩带任何表明军阶的标志。
1945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已经结束，日本在中国战场也处于苦撑阶段，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阎锡山此刻最担心的已经不是日本人，而是已经在战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八路军。于是，他瞅准时机，动了勾结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念头。而此时的日本为了避免投降后受同盟国对它的束缚，也急欲利用中国封建军阀，提出日本单独向中国投降的意见。而势力在山西盘根错节的阎锡山，无疑又成了日本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人选，大本营于是命令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尽快与阎锡山接洽，请阎锡山作日、蒋之间的桥梁，从中周旋。
高桥坦接受命令后，立刻由北平飞抵太原，偕同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翻译大岛、大汉奸梁上椿等，乘汽车到达孝义县的瑶圃村，与阎锡山会见。
会见时，高桥坦说：“日本不久即宣布投降，但希望避开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阁下能否代表日本，向蒋介石先生说话，承担这个桥梁工作？如肯代说，或可成功，成则有利，不成对阁下也无任何损失。”
不料，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却提出一个让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的主意，他说：“现在形势急迫，而重庆与山西相距甚远，如以电报相商，未能言之详切，恐误大事。如亲身前往，又为时间所不许。同时，蒋介石系中国的元首，又有中、苏、英、美同盟的关系，不能不顾国家的体统，单独接受日本投降。老夫的意见是，你们最好采取‘寄存武力’的办法。”
“寄存武力？”山冈道武闻所未闻。
“对，寄存武力。”阎锡山见自己的主意引起了日本代表的高度重视，遂缓缓说下去，“即日本军队只改番号，仍可保有现有武器。因为我是最前线的战区最高指挥官，虽无权代表国家接受日本投降，但在作战当中被我打败的日本军队，我有处理的责任，也有改编这些部队的权力。因此，最好让在华北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向我投降，我以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予暂编番号，呈报重庆政府备案，重庆政府对此便无可奈何。即便同盟国家提出疑问，重庆政府也可将此项责任推在我的身上，如此去做，彼此都有好处。我固为我打算，亦为日军设想，本来必须缴械投降的军队，获得保存武力，岂不万幸？”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番话，深感吃惊，因完全没有料到阎锡山有如此一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说：“阁下如此设计，我个人觉得很好，但我是个军人，只能依据命令商谈。阁下的这种意思，我只能请示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再继续商谈。”
8月9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阎锡山于当晚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仓促拟定了进军计划，翌日便派部队向太原进发。当晚，他向驻在浮山的赵承绶发电，命其速返太原，和日军商讨接收事宜。他叮嘱赵承绶回到太原后，千万不要以战胜者自居，一者可取得日军好感，再者可安定汉奸心情，这样，抢夺政权，才能顺利进行。
“三颗鸡蛋上跳舞”这一指导方针和具体的执行，至少对阎锡山来说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与蒋介石、八路军、日本人时而刀枪相向，时而暗送秋波，如此煞费苦心地跳来跳去，果真让他和他用自制的劣质枪炮武装起来的晋绥军不但生存下来，壮大起来，而且熬到了日本投降的这一天。
不过，这一天对他这个第十三受降区的中国受降主官来说，却一点也没有大将军凯旋理当有的威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八年抗战胜利。
阎锡山虽然知道日本投降已是必然之事，但看到部属们如此欣喜若狂，同样也高兴万分，激动得在院内踱来踱去，有时听听广播，有时走进作战处询问部队调动部署情况。
晚上，参谋处送来进军时散发的传单，草拟稿中说：“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
阎锡山提起笔来，轻轻点了点，将“十”万改为“三十”万，徐徐说道：“沦陷区人民，只知过去的阎督军，不知后来的阎长官，十万哪有三十万的声势。”
8月17日，赵承绶所部与沿途日军合作，迅速由临汾向太原方向开拔。赵承绶则先期赶到太原，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商定：日军驻防原地，拒绝八路军受降。
早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前，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武就已经产生了赖在山西的想法。他们认为阎锡山掌控的山西从来就没有真正接受过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地形、资源方面都具有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的基础，“如果战后日军残留山西，与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势力相结合，把山西置于独立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具体出面运作此事的是日伪时期的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而希望借助日军实力抢夺抗战果实的阎锡山，也迫切希望日军能留在山西，帮助他对抗共产党，维护他的统治。所以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阎、日双方便迫不及待地将日军残留山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代表阎锡山与城野宏秘密谈判的，是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武。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太原日军便接到南京日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着日军不可向八路军投降，必须以武力守住原有阵地，以等候南京方面所派受降官的到来。澄田中将根据这一精神，旋即命令山西各地日军只向阎锡山所部投降，八路军如强行接收，则坚决抵抗。
8月21日，国民政府将全国战区划分为15个受降区。第十三受降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受降主官，办理投降地点为太原。
8月23日，阎锡山得到赵承绶前锋楚溪春部已经开抵太原城郊的消息后，即率孝义行营人员从樊庄乘汽车到达介休城关，住进梁家巷一座大宅院里。
介休当时还驻扎着日军，城内城外不时看见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往来奔驰。
阎锡山到介休后，便电告太原日军军部，他系战区最高受降主官，要回太原受降。日军接电后，派其第1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参谋伊藤，带日军500人乘铁甲车到介休迎接。
24日阎锡山车至介休火车站，因得知邬城至平遥间铁路被八路军分段破坏，阎锡山大怒，却也无奈，只好又悻悻折回介休。
阎锡山将铁路被八路军破坏一事电告太原日军，澄田立即派出工兵部队和工人前往突击抢修，至8月29日，才将全线修复。
29日上午，阎锡山和行营人员又重赴介休火车站登车。一个中队的日军被派来保护阎锡山的专列。日兵耀武扬威地坐在月台上，看到晋绥军士兵军装破烂，并把阎锡山在晋西乘坐的轿子、人力车、小汽车往车厢里抬时，发出一阵嘲笑，表现出对晋绥军的极度轻蔑。
不过，日军虽然看不起中国军队的装备和素质，但只要见了中国军官，他们便会自行立正敬礼。
阎锡山所乘火车至介休义安站后，前面铁路又遭八路军破坏。日军随即开来10余辆军用卡车，请阎锡山坐入驾驶室内，由日军司机开车，行营人员也分乘日军卡车，同抵平遥，再换乘火车前往太原。
车出平遥，又闹出一段笑话。专列行进中，突然发现铁路左方有军队行动。
火车即刻在荒野中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