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汾首先从举行受降仪式的地点打开缺口，伊尔拜方案是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大礼堂举行受降仪式。郭宗汾说，我们是战胜者，日军是战败者，目前澄田在未投降签字之前，仍占有华北派遣第1军司令部全部建筑。我们应首先占领其司令部，俘虏其官兵，打掉其气焰后，再接受其投降。所以，受降地点以在该军部更为合适。
王怀义听了郭参谋长这番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话特别解恨，特别来精神，翻译时语气激昂，铿锵有力，清脆悦耳。
伊尔拜也受到感染，连连点头，认为郭参谋长说得有道理，表示同意。
郭宗汾继续发表意见，谈了中方拟订的受降程序，最后说道：“把澄田定为战犯，送交盟国军事法庭审判，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中美两国皆属民主法制国家，先抓人，后定罪，这对两国的国家形象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们的意见是，一俟澄田全部罪证调查完毕，再对他实施果断处置。”
听了郭宗汾的这番话，伊尔拜感佩不已，要不是中方考虑周详，照美军方案去办，他就差点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不良影响”了。
以郭宗汾的气势才干，对付这几个美军下级军官，根本就不在话下。同时，郭宗汾也深谙伊尔拜等人的心理，他们都急于了结此行任务，返回重庆交差，任务完成得越快，就越显得他们能干。
果然，伊尔拜马上同意以郭宗汾的提案作为决议，举行受降仪式的日期，也由中方确定。
贾文波每天带着无所事事的美国军官到太原郊外浏览。伊尔拜很高兴，觉得既轻松，很快又能大功告成，与贾文波20余天的共事，相处也十分融洽。他把一架军用照相机送给贾文波，其余三位美国朋友，也各有表示，麦凯恩送他一双崭新的红牛皮伞兵靴、一件防雨府绸夹克。萨辛把自己的手提25发自动冲锋枪送给他。方宁则慷小组之慨，把工作小组的一套炊具送给他。贾文波来者不拒，表示谢意。
阎锡山看了萨辛赠送的自动冲锋枪，大感兴趣，立即把兵工主任找来，叫他拿到兵工厂研究仿造。
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贾文波也必须回赠礼品。想来想去，却不知送何物为好。阎锡山给他解了难，交他4幅白缎子苏绣，4张银狐皮，苏绣上绣红楼梦大观园人物图景及题词，色彩鲜艳，绣技高超，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就连小桥流水也似在飘动。
果然，伊尔拜4人得到苏绣，如获奇珍，说他们从未见到过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赞不绝口。贾文波又拿出眼、嘴都镶着彩色丝绒的银狐皮，说：“这是送给你们太太或是母亲的，在美国严寒的冬季，用它做围巾既华贵，又温暖。”此外，贾文波还请美国人吃了一顿纯粹中国风味的烫面蒸饺下红豆小米粥，他们更觉稀罕开胃。
受降仪式是极端秘密地在日军司令部会议室举行的。此时该处的警卫已交由晋军负责，院内布阵枪刺森然，晋军官兵精神抖擞，足显威风。
太原受降区与全国14个受降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其他地区都把受降当作一等大事，军民欢庆，犹似过节。太原受降仪式却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的。事前电台不播，报纸不登，届时连记者也概被挡在警戒线以外，民众则更不知情。
出席受降仪式的高官寥寥，中方阎锡山、郭宗汾，贾文波，美方伊尔拜、麦凯恩、方宁。
从始至终，出现在受降现场的记者只有一人，那就是此刻摇身一变，以美国随军记者身份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的萨辛。
阎锡山穿上了“将校呢”制服，胸前挂满勋章，足蹬高统黑色马靴。郭宗汾军服上也佩戴着几枚勋章。十几名日军投降代表也进入会场，在指定位置正襟危坐。
郭宗汾宣布受降仪式开始，早就候在门外的澄田垂首静步而入，站于受降席前，依次把军帽、中将军衔、指挥刀一一摘下，呈放于受降席前的长案上，然后退后三步，侧立于案前右方。
接着，伊藤和广宏两名日军参谋，一左一右各用一手，拉展“大日本帝国华北派遣军第1军”军旗，走到受降席前。澄田将旗接过来，平展两臂，面向外立正。伊藤、广宏一左一右，让萨辛拍照。澄田向后转立正，鞠躬两手过顶把军旗缴呈受降席前的案上。澄田再向后转与伊藤、广宏三人并立。
阎锡山作受降讲演，寥寥数语，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赞扬第二战区官兵浴血奋战，恭维美军协同作战，赞扬罗斯福、魏德迈、陈纳德。对中国统帅蒋介石却连提也不提。
然后，太原受降团全体军官拍照留念。
如此天大事，便草草收场。
澄田下楼后，一辆小汽车早已准备在那里。他被送往一个舒适的住所。很快，他便会挂上阎锡山高级军事顾问的头衔。
合影完毕，阎锡山、郭宗汾和伊尔拜等美军军官热烈握手。从此刻起，这座令太原人敬畏了许多年的高大建筑便由郭宗汾接管了。
接下来又是庆祝胜利的宴会，中美双方频频举杯，相互祝愿中美友谊与日俱增，更加亲密地进行合作。
宴罢，贾文波送伊尔拜一行返回复兴饭店。伊尔拜向他提出要求，想要一面日本国旗，一把日本指挥刀。贾文波理解他想把这两样东西作为战胜纪念品，带回美国老家，为他的英雄气概增光添彩。他随即向郭宗汾请示，郭自然慷慨，让他去军用仓库取出日本国旗和指挥刀各4件，所有美军受降小组成员，人皆一份。贾文波把这份独特的礼物给他们送去时，美国人高兴得发狂。
城野宏后来回忆说：
国共内战方兴未艾，美国派了马歇尔元帅来华进行调停，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他在北平设立军调部，由国、共及美军各派一人组成停战小组直接到冲突地点调停。其中一个停战小组来到太原，认定山西编成日军作战，乃由美军代表向阎锡山提出严重抗议，要日军立刻被遣送回国。
阎锡山向军调小组提出一些解释，但不被接纳，只得答应解散日军所组成的特务团，由第二战区司令部发出命令，着令“实时解散”。
可是阎派梁延武来告诉日军司令，说：“长官只是为了应酬一下军调小组来人，他们不会长驻太原的，在这段时间里，只得暂时避避风头，不要在小组面前露脸。等他们走了，各位要留在山西的话，长官十分欢迎。”
于是日军安排“躲避”工作，每遇三人小组出巡，步哨便鸣枪为号，叫日军大队退入山中，当被询以“枪声何来”时，就告诉三人小组：“是共军游击队。”
1946年9月到1947年初，是山西局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各地虽有小规模战斗，大攻势就一直没有出现，阎锡山也利用这段小康时间强化军队的政治教育，以便将来决战。山西省的兵工厂内，已可自制12吋口径步兵重炮和94山炮。阎锡山的办公厅隔邻，设立了日军顾问部，由师长以次高级指挥官起一律重新受训练，49师、46师、冲锋枪大队、机枪团等，都由日人担任教官。1947年秋，山西省保安司令部改编为山西野战军，由阎锡山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就是日军元泉中将，可是他用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做元全福。我自己也改用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南京国民政府里登记为广东省新会县人的将官李诚就是我。（1）
（1）摘引自《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自述：保卫山西——日籍部队戡乱作战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