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大厦将倾，阎锡山临危授命（1）
6月6日，为祝贺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广州20多个社团举行“反共救国宣传大巡行”。50辆宣传车，从中山纪念堂出发，经汉民路，再到东较场，一时间，阎锡山好像成了国民党的栋梁之材、党国中兴希望所在。
自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后，蒋介石和阎锡山片刻不得消停，设在丰镐房机要室里的7部电台和长途电话彻夜工作，给他们送来的不是喜讯而全是噩耗。
就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同一天，攻打太原的解放军也下达了总攻击令，对太原城外各据点工事发动大规模进攻。阎锡山闻报后立即给“五人小组”发报说：“你们只要努力支持一个星期，我就一切都有办法。”
同日，当阎锡山接到王靖国关于太原守军整营、整团，整师向解放军投降，城外据点丧失十之八九，城内局面已不可收拾的报告时，他当即下令警宪人员对政治犯实行大屠杀，并命令特工人员集体自杀。
4月21日夜间，待在溪口的蒋介石得知京沪江防战略屏障的江阴要塞7000官兵起义，顿时惊魂失魄，大骂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该杀。
阎锡山听到这一消息，面色剧变，连声称怪，惶惑不解。
而此时南京城里的李宗仁等国民党当局高层要员听到江阴失守，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突然爆炸，个个惊慌失措，面如土色。
4月22日晨，蒋介石与阎锡山同往宁波机场，阎锡山与随行人员连南京也顾不得回了，径直去了上海。4月23日，刚到上海的阎锡山便给太原“五人小组”发电，命令太原守军集中城内大炮，轰击北门外所有工厂，但“五人小组”还没来得及布置下去，解放军便已攻占了北门。
就在从宁波前往奉化溪口的路上，阎锡山心乱如麻，人坐在车上，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才能守住太原。
可是他一到溪口，就接到了梁化之的电报：“共军开始攻城，北门已陷敌手，太原难保。”
阎锡山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不断让人通过电台与太原联系，为梁化之打气，要他坚持几天，他会马上派飞机接他来南京。可是，太原机场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控制，飞机根本无法接近。
4月24日，阎锡山看到五妹阎慧卿的绝命电后，泪水滚滚而下。
两天后，阎锡山乘飞机到达广州。
阎锡山到广州后，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精神焕发，频频接受记者采访，出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住的地方也是宾客盈门。
阎锡山在所有的讲话中，论调只有一个，就是“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阎锡山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鼓劲，不能泄气。只要有斗志，国民党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要是失去了斗志，大伙将必死无疑。
蒋介石则率一大帮幕僚立即飞赴杭州，在笕桥航空学校会客室里当着从南京匆匆赶来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大发雷霆，臭骂汤恩伯未能坚守江阴要塞，致使江防崩溃。
汤恩伯被骂得狗血喷头，大汗淋漓。
就在这间不大的会客室里，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要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作为总揽党政军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后，李宗仁对让他当这个“代总统”本来就不满，而今又要成立由蒋当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分明是要把他当成一个傀儡，这更令他怒火中烧。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
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4月22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
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1）
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马上就用行动将自己的口头承诺戳破了。李宗仁提出发动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建议立即遭到蒋介石断然否定，李大为恼火，忍无可忍，当面与蒋争吵起来，结果弄得无果而终，彼此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4月22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保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待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2）
4月22日，这一年已经65岁的阎锡山从溪口飞到上海，住进西摩路口山西驻沪办事处，一边四处奔走，与部分撤到上海的中央诸公商议恢复大计，一边用电台遥控着太原的战事。
4月24日是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的一个重要日子。就在解放军冲进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后的几个小时，解放军前锋已抵近上海，与汤恩伯部展开激战。阎锡山在他下榻的地方，已能听见隆隆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