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3)
面对上司一连串的问话,董其武心中翻江倒海,却没有作答。
傅作义又踱了一个来回,问道:“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
傅作义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往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
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踱到屋中央,郑重地对董其武说:“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怎么看呢?”
董其武沉思了一下回答:“干脆不去。”
傅作义问:“为什么哩?”
董其武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其武所以如此回答,是董其武当时还存在地方实力的旧思想,认为要先把察绥两省的事搞好,局势如何发展,三两年或可看出个水落石出。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又沉默不语地踱了起来,看得出,在他深沉的目光中,流露着一丝隐忧。
董其武看傅作义再也没话要说,便立起来告辞,傅作义点点头,董其武便推门走了出来。
傅作义是习惯于独自思考的。遇到问题,他总是在屋里院外踱来踱去的,从各方面去考虑。当他有了比较成熟的腹案时,他才分别向身旁的人发问,来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腹案。他事前如果没有考虑成熟,一般是不会作声的。但是,他这次与董其武的谈话却有些违反他的习惯。很显然他经过一番痛苦思考,似乎矛盾还很多,没有得出成熟的答案,便征求部属的看法了。董其武对傅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反映又比较迟钝,那些匆促而又很不具体的答复,是解不开傅作义头脑里的矛盾,也不能为他分忧解愁的。对傅作义的这一席“大逆不道”的话,显然董其武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从傅作义的办公室出来,董其武很长时间都在思索……
1947年秋,身在绥远的董其武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当面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担负华北方面五省二市的军政责任,别人都纷纷打电报向傅作义表示祝贺,唯有他不但没有拍发电报,反而内心里替傅作义焦虑不安。
董其武想,傅作义的部队官兵,行政干部人数不多,人才更少,维持察绥两省尚可,担当整个华北,则力所不及。而且傅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何厚爱于他?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政府官员,傅作义岂能得心应手,随意驾驭?只不过因为蒋系部队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东北岌岌可危,华北摇摇欲坠,蒋介石抓耳挠腮,权衡再三,只好拖着傅作义到华北支撑危局。这种情形,傅作义未尝不了如指掌。
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有一次在北平西郊半壁店“剿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董其武也从绥远飞过来参加了。会后返绥之前,在西郊傅作义的官邸,傅、董二人又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最后,傅先生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以颇为沉重的语气对董其武说:“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董其武关注地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傅作义踱到窗前,向远处出神地望着,沉默了片刻,像悟出一条真理似的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
这句话既像是安慰董其武,又像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傅作义很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在蒋政权的乌云笼罩下,军事上将骄兵堕,失城陷地;政治上官贪吏污,结党营私;经济上民生凋敝,罗掘俱穷。傅作义目睹着这些近乎绝望的事实,而双肩负着万钧重压,不能不思考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傅作义与董其武的谈话,虽然董其武当时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已经感觉到傅作义内心明显地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正在萌发着变化的新芽。
董其武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很早以前便埋下了种子。给他最强烈的刺激是1940年“五原大捷”之后,董其武以暂4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参谋总长何应钦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不过,你们的武器太差,这次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
董其武听了满心高兴。
不料几天后第二次见面时,何应钦突然问董其武:“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唯?”
董其武一愣,说:“我不知道。”
何应钦勃然变色,厉声说:“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
董其武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要回前线,向何应钦辞行时,何应钦说:“现在国家很困难,武器只能暂时给你补充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