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毛泽东的“绥远方式”让阎锡山慌了手脚（3）
面对上司一连串的问话，董其武心中翻江倒海，却没有作答。
傅作义又踱了一个来回，问道：“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
傅作义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往共产党那边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
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踱到屋中央，郑重地对董其武说：“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怎么看呢？”
董其武沉思了一下回答：“干脆不去。”
傅作义问：“为什么哩？”
董其武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其武所以如此回答，是董其武当时还存在地方实力的旧思想，认为要先把察绥两省的事搞好，局势如何发展，三两年或可看出个水落石出。
傅作义听了董的这番话，又沉默不语地踱了起来，看得出，在他深沉的目光中，流露着一丝隐忧。
董其武看傅作义再也没话要说，便立起来告辞，傅作义点点头，董其武便推门走了出来。
傅作义是习惯于独自思考的。遇到问题，他总是在屋里院外踱来踱去的，从各方面去考虑。当他有了比较成熟的腹案时，他才分别向身旁的人发问，来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腹案。他事前如果没有考虑成熟，一般是不会作声的。但是，他这次与董其武的谈话却有些违反他的习惯。很显然他经过一番痛苦思考，似乎矛盾还很多，没有得出成熟的答案，便征求部属的看法了。董其武对傅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反映又比较迟钝，那些匆促而又很不具体的答复，是解不开傅作义头脑里的矛盾，也不能为他分忧解愁的。对傅作义的这一席“大逆不道”的话，显然董其武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从傅作义的办公室出来，董其武很长时间都在思索……
1947年秋，身在绥远的董其武听说蒋介石亲到北平，当面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担负华北方面五省二市的军政责任，别人都纷纷打电报向傅作义表示祝贺，唯有他不但没有拍发电报，反而内心里替傅作义焦虑不安。
董其武想，傅作义的部队官兵，行政干部人数不多，人才更少，维持察绥两省尚可，担当整个华北，则力所不及。而且傅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何厚爱于他？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政府官员，傅作义岂能得心应手，随意驾驭？只不过因为蒋系部队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东北岌岌可危，华北摇摇欲坠，蒋介石抓耳挠腮，权衡再三，只好拖着傅作义到华北支撑危局。这种情形，傅作义未尝不了如指掌。
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有一次在北平西郊半壁店“剿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董其武也从绥远飞过来参加了。会后返绥之前，在西郊傅作义的官邸，傅、董二人又关起门来谈了很久。
最后，傅先生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以颇为沉重的语气对董其武说：“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董其武关注地说：“已经走上这条路啦，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傅作义踱到窗前，向远处出神地望着，沉默了片刻，像悟出一条真理似的说：“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
这句话既像是安慰董其武，又像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傅作义很长时间思考的结果。在蒋政权的乌云笼罩下，军事上将骄兵堕，失城陷地；政治上官贪吏污，结党营私；经济上民生凋敝，罗掘俱穷。傅作义目睹着这些近乎绝望的事实，而双肩负着万钧重压，不能不思考未来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傅作义与董其武的谈话，虽然董其武当时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已经感觉到傅作义内心明显地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矛盾，正在萌发着变化的新芽。
董其武对国民党的不满，在很早以前便埋下了种子。给他最强烈的刺激是1940年“五原大捷”之后，董其武以暂4军军长的身份应召去重庆报告“五原大捷”的情况。第一次见到参谋总长何应钦时，何说：“你们五原战役打得很好，不过，你们的武器太差，这次可以给你们补充大部分美式装备。”
董其武听了满心高兴。
不料几天后第二次见面时，何应钦突然问董其武：“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唯？”
董其武一愣，说：“我不知道。”
何应钦勃然变色，厉声说：“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个都不知道？”
董其武说：“我确实不知道，以后注意吧。”
在要回前线，向何应钦辞行时，何应钦说：“现在国家很困难，武器只能暂时给你补充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