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革命，也由此被纳入了党的中心任务。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期革命斗争，总是被人为简单地否定，似乎党中央自1931年撤离到苏区前的“城市革命”都是错误和无为的，这实在既偏见又狭獈。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外国强权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与剥削，如果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放弃城市斗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恐怕更深重，共和国建立的历程就不会是28年的浴血奋斗史了，一定会更长久、更残酷。这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任务和革命胜利，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既关联，同时又相对独立存在。
革命任务常常因形势需要所决定，而如何使得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的胜利，则是方向选择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革命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暴动，虽然惨遭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然而我们始终不能轻易地否认它重大的意义和成功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城市革命斗争过程中，“立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才是必须深刻反省与纠正的。当然，由于建党初期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太大，加上党内主要负责人缺乏斗争经验、个人独断（陈独秀）等等原因，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但城市革命包括城市武装斗争的壮丽诗篇，对中国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贡献，谁也无法否定。否定这样的壮丽历史，就是对无数为了我们今天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幸福的生活而英勇牺牲的先烈的背叛，苍天也将惩罚这样的人！
其实，就选择什么样的斗争对象和革命任务时，早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之间也有过不同的意见，甚至激烈的争执，这种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激烈争执，还导致过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党，走上另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如戴季陶、沈玄庐等则投诚到了革命的对立阵营，甚至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后来也与之分手……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实践和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曲曲折折。有些人为的因素和形势的逼迫，让当年那些在“五四运动”期间和大革命时期等历史阶段曾经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最后沦落成了社会最底层或者非常无耻之流。这种悲剧命运的人，或许他们的初心并非如此。然而革命便是如此冷酷无情，要么挺起胸膛前进，要么掉转方向往后退；前进者是战士和英雄，后退者则一定被认为是懦夫或叛徒。
在革命的史书上，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绝不会有“半好人”、“半坏人”一说。
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和勇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中的英勇奋斗以及用血的代价换取的经验与教训，就不太可能有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村所作出的伟大而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向的一句经典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夺取政权所作出的英勇悲壮的前奏曲，在这部前奏曲中，上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响亮的部分！
这里的革命者比泰山，比珠峰，比全国所有的山岳都更巍峨；这里的革命者流淌出的鲜血，当红百里黄浦江和万里扬子江……
21岁的黄仁是在城市革命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年轻战士。他的牺牲给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震撼和清醒——革命是场不可协调的残酷斗争，生命是这种斗争的必然的牺牲品，然而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这种牺牲是崇高而壮丽的，一句话：值得！因而也无悔！
中共“四大”前后，中国的局势极其动**，孙中山为求南北和解，北上途中因病去世。他的死让军阀势力更加猖獗，帝国主义列强借此对我中华民族的压迫变本加厉。城市劳苦大众的生活到了无法喘息的地步，即使那些曾经靠自己双手劳作和经营的小商小贩和小业主们，也无法维系基本的生产与生存，此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已到了“黑云阵阵，暴雷欲响”之时，革命的风暴仿佛就在激剧的酝酿之中……
“帝国主义如同一头野兽，已经闯入了庶民百姓的家门，奋起反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觉悟》杂志、《劳动者》杂志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抨击时局形势，斗争的导火线正被悄然点燃，被压迫的工人和市民们到了无法再忍的地步！
一位当时在日本纱厂工作的青年工人这样描述道：
当时，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兴里，亲眼看到横浜桥里面一家丝厂的一些女工面黄肌瘦，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住，偷偷跑到桥对过的小摊上买点烧饼或山芋充饥，被工头发现了，立刻遭到鞭抽和脚踢。
还有一家日本人开设在西宝兴路的玻璃厂，四面全用竹篱笆围着，盖几块铁皮作屋顶，十几个中国工人，光着身子，围在炉子周围，手里拿着玻璃管子，口对着管子吹灯泡和瓶子。盛夏酷暑，加上千度左右的高温，非但没有一点降温设施，还要受手中拿着鞭子的日本人监督。有一天我与两个工友走到青云路，看到那里有个“六三花园”，门前张灯结彩，我们想进去看看，但象外滩公园一样，门口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气得我们直咬牙。
又有一次，我和我的叔父从中华书局做完夜工后回家，已快十二点了，走到北火车站，看到虬江路附近，火光冲天，我们继续沿着淞沪铁路向前走，沿途碰到一堆又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嚎淘大哭。一了解说是自己的子女在厂里被烧死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一位工友在上班之前到昨晚火灾的地方去看个究竟。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原来是虬江路一家五层楼的祥泾丝织厂，一、二、三层楼是厂房车间和仓库，四、五层楼是女工宿舍。失火后四周墙壁和铁窗铁门都完好，而墙内车间、宿舍全已烧成灰烬，而两闩铁门依然关着，门内楼梯脚旁到处是烧焦的尸体。据当时报纸上透露，有一百多女工被活活烧死。为什么这些女工没有一个能逃出来呢？原来是工厂资产由保险公司保险，并规定如受火灾了将门窗打开的话，保险公司就认为你的资产早已搬出，不予赔偿损失。因此，老板宁可关门烧死工人，不使自己受损失。这事虽社会舆论哗然，资本家受到人们愤怒的谴责，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这只是一位工人所看到的几个点滴片段。据上海工运资料提供的数据表明：那时仅日本资本家在沪开办的各类纱厂就有上百家，工人总数超过十万人。这十万工人背后就是十万个家庭，如果按每个家庭四五口人计算，就是四五十万人的生存面临极度悲惨的境地。然而这仅是日本一个列强的在沪势力，如果加上英、法、德、美等国的企业资本家，那么整个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就是“地狱”的现实。
在“地狱”里活着的人，靠什么继续生存？
只有一条路：反抗与斗争！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风，惊醒我们的苦兄弟。
无产阶级起来了，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砸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工运领袖邓中夏烈士诗）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形势和社会形态，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结论。”
俄国革命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城市革命和城市暴动，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人口最多、工人力量最强的上海进行城市革命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压迫。军阀混战主要集中在一南一北——南为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等地，北为北京、天津、山西和东北地区。相比之下，军阀混战不在上海一带，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上海则是最痛苦的地狱。
“打碎地狱的唯一办法，是我们拿起手中的铁锤和棍棒……”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的斗争纲领，“砸碎旧世界”的武器，就是动员广大工人们起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