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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许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与创举，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刚回国的李达、李汉俊、陈道望、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道望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呢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北李南陈”之间确定下来。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黄浦区望志路11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包惠僧、陈公博和代表留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周佛海，共13人。应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没有参加。邓中夏原来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因为要出席一个全国少年大会而临时换成了只有19岁的刘仁静参加。
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成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从中共的“一大”到“二大”、“三大”和“四大”，只有四年时间。这四年里中国和世界正处剧烈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过程中也经历着不断探索与认识的阶段，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不久后的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影响很大。该会议号召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亲自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等人，不仅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并询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
张国焘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又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回国后立即向陈独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因此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及联合战线的理论对之后中共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起着直接的作用。1922年5月初，由中共领导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前面的敌人很多，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行动口号。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一大”召开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张国焘任主任，到1922年就换成了邓中夏任书记部主任，副手是李立三、刘少奇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对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6日召开，直至23日结束。虽然出席的代表比“一大”还少一人，似乎现在中共党员也很少提及“二大”，然而“二大”在陈独秀主持下完成了建党之后的三件大事。一是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党在当时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党的最低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党的最高纲领。党的奋斗目标也非常明确：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件事是，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其主要是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建党初期，北边的俄国其实更看好实力强大的国民党，所以要求中共参加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也成为了中共“三大”的一项很主要的决议，加之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口号的提出，及主动邀请中共人士帮助改组国民党的要求，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共著名领袖人物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了国民党队伍中去。这是“三大”之后的事。中共“二大”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即制定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意义十分重大。早在“一大”前夕，陈独秀就有考虑制定一个《党章》，任务交给了李汉俊，但第一稿出来后，陈独秀对李汉俊的“发挥各地党组织的自由作用”等提法极不满意，甚至为之大发雷霆。在这场党中央要不要集权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坚定主张和家长作风令建党初期的李汉俊和陈望道等“元老”大失所望，尤其是知识分子骨气格外硬朗的陈望道，无法忍受陈独秀的专横独断，最后选择了离开中共之路，一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共产党怀抱。
陈望道的“硬气”虽然有些悲切，但多少也说明那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与诸多后来因为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而牺牲的革命者相比，其实陈望道算是大幸。
但陈独秀自己就没有怨气了？不说他后来被自己缔造的党开除、晚年过得贫苦潦倒，仅仅在1927年和1928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陈独秀自己的两位优秀的儿子、我党杰出的青年才俊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作为父亲的他，心底流淌的血，有人知晓是怎样的颜色和温度吗？
呜呼！
革命者，你的伟大和崇高之处，就在于从不计较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去全力以赴地换取他人的幸福——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这样说。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难道不是这样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他们都一样。
21岁的青年学生黄仁牺牲之后，上海的社会情况更代表了全中国当时的时局形势。
内：军阀混战。外：洋人欺压中国人……皆到了忍无可忍之地步！
在上海图书馆，我看到了整100年前出版的一本跟手掌一样大小的书，这让我特别吃惊，因为除了是第一次见如此小的书外，更意外的是看到了一部书名为《上海市民的出路》的内容，于是把前面部分的内容抄录了下来：
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呵！自从米价高涨以来，我们平民的生活愈更难以度日。看起来这般繁华富丽的上海，其实只是我们百余万商民、工人、苦力、穷人的活地狱。
何以上海是这般现象呢？何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如此困苦，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而江浙尚号称富庶之区，上海犹名为全国第一繁华社会呢？我等商人终日劳碌，芸芸一生，近年来却弄得百业衰落，债项累积，营业亏损，濒于破产，这是什么原由呢？我等工人以劳力买生活，用血汗换工资，近年来百物腾贵，生活艰难，还要受厂主和东家的百般虐待、任意打骂与开除，一有要求，便被停止生意，弄得近日罢工叠起，失业者日多，这又是什么原由呢？我等苦力与穷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卖得劳力来换不得一饱，偌大的锦绣的上海竟无谋生之地，街旁檐下便是我们栖身之所，冬日里冷冻无衣添，夏日里燥热无地躲避，不饿死，就病死；在上海二百余万的居民，穷苦的占去大多数，都是这同一的境遇，这又是什么原由呢？这又有何种办法呢？
贫苦的市民诸君！
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人尚未独立，就是中国人尚受外国人和外国人相帮的军阀官僚买办所统治、所践踏、所剥削、所压迫！一百多万上海的市民，受的是几千个外国人和几百个中国军阀官僚与大买办的管理！他们雇用了一些巡捕包探警兵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兴办各样的捐和税，捐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次又一次。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五百余两的捐银；上海县南北市中国的军阀和官厅各样税捐名目多至几百种，如今还时有增加，逼我们要钱、要钱！可我们除了命，还能有什么呢？
……
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何情形，我们当下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只是借助这类文字的记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成为了当时动**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