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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年比哥哥陈延年小两岁，也是陈独秀比较喜欢的小儿子。13岁到上海后，也许是基础差和“心滋爱意”，陈独秀自己亲自教乔年功课。但后来乔年跟着哥哥到了法国和俄国，一直到1925年回国，陈独秀几乎没有管过他的两个儿子——当然，作为总书记的他，陈独秀确实把自己的多数精力放在了党的事业上。那是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弱小的政党和个性强大的陈独秀之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不平衡，而他受到的内外批评与打击，几乎常常使他窒息。北伐战争开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多次商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与改造工程，几乎快要获得完胜时，孙中山突然去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家蒋介石篡夺了大权；陈独秀以为可以假借汪精卫的力量制衡蒋介石的野心，但是很快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陈独秀瞬间无回天之力；当他再想寻找抗衡国民党的反对势力时，他得到党内同志们的批评，已经没人再顾及他“老头子”的面子了。南京的“四一○惨案”和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几乎全部被蒋介石的打手们砸碎和破坏，刚刚搬到武汉的中央机关又在一夜间被汪精卫出卖了……
这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一下成了旧军阀和新军阀共同屠杀的对象，那惨遭残害的情形和一份份血的报告，让陈独秀“彻夜不眠”，“悲歌长哭”。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长子陈延年也出现在长长的牺牲了的共产党骨干名单之列。而在这些长长的名单中，陈独秀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与他一起建党的李大钊，而且李大钊比多数同志牺牲得还早些，是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所杀害的，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被处绞刑的还有另19名革命者。
“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李大钊在刑场前的慷慨陈词。
陈独秀与李大钊可谓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革命者中最亲密也是最早的一对并肩战斗的战友。所以在二儿子陈乔年回国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就派陈乔年到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地区担任组织部长，那时陈乔年才23岁。
陈乔年虽然年轻，但他的能力和素质，让他能够像赵世炎一样，成为了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为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1926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24岁的陈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不在任的部长李维汉主持日常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内的情况，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将陈独秀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重新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革命论断。作为党的年轻一代代表，陈乔年在此次会上也毫不留情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赢得党内同志的好评。
从1921年初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到此之前的七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领袖和中心人物；在此次“八七”会议之后，他在党内的影响力从此日益消失。而他的二儿子陈乔年在此次会后，被派到上海，出任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这个时间，也就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
陈乔年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省委书记是王若飞。在王若飞任书记之前的江苏省委已经更迭了四任书记，第一任书记陈延年，上任第一天就被捕并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敌人杀害。赵世炎马上接任陈延年的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哪知没出一个星期时间，与陈延年等一起被捕的原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就把赵世炎出卖了，17天后赵世炎又被敌人杀害，与陈延年被害差半个来月。
在上海的江苏省委，一直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地方组织，它不仅包含了上海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党的工作范围，而且还延伸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南京的地下党的工作。所以江苏省委一旦出事，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员接任。赵世炎被捕和牺牲后，王若飞接任一段时间任代理书记。
1927年8月，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项英（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新四军政委。1941年牺牲，时年43岁，骨灰安葬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乔年、何孟雄（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后文有专门叙述他事迹）、刘伯坚（烈士，与陈乔年、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成立“中国少共”。1935年牺牲，时年45岁）等任常委。
1928年1月，邓中夏又被调任到广东省任书记。这时，项英担任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是组织部长（他牺牲后由康生接任），宣传部长是王若飞，军事部长李富春（之后是何孟雄、彭湃接任）。（彭湃，烈士，农民革命领袖，1929年牺牲于上海龙华，时年33岁。）
作为新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在省委处于连续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与敌人巧妙周旋，深入到斗争一线，秘密联系和恢复组织，使江苏省委机关和管辖地区的党组织获得重新开展工作的条件。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将会场团团包围，陈乔年和数位干部被捕，江苏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受惨重破坏……
陈乔年被捕后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进这里的“要犯”，基本上没有出得去的。陈乔年的命运与他哥哥一样，先是被敌人严刑逼供，劝其投降脱党，而这一切对陈乔年来说并不起作用，所以等待他的结果便是为革命壮烈牺牲。
1928年6月初的一个夜里，上海枫林桥畔，又响起一阵恐怖的枪声，这一次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是2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与他一起被敌人枪决的还有两位烈士（江苏省委常委）：郑覆他（浙江诸暨人，曾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委员长，牺牲时25岁）、许白昊（牺牲时32岁，中共“二大”、“五大”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著名工运领袖，湖北人）。
两个儿子前后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应该都会传到陈独秀耳里，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陈独秀的心境如何悲切，我不曾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然而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一腔热血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学者、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陈独秀，我想他内心的悲恸肯定是他人无法想象的。
陈独秀当初把延年、乔年两个最优秀的儿子送到法国和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刻，大概是作过这方面的准备的，要不然他不会在儿子回国后又把他们一个放在广州、一个放在北方，最后又在革命紧急关头调他们到每天都有可能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上海和江苏省委的岗位上……
革命者之苦，是一种意志和信仰的淬火；不是肉体的，但肉体之苦、之痛仍然少不了；是精神的，然而精神之苦靠什么去克服呢？依然是另一种精神。而在事业需要与个人的精神痛苦之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割肉、裂心、断肠与粉碎精神本身的巨大的撕裂之痛。
外人都知道，陈独秀对延年、乔年两兄弟要求十分严，甚至严到不可思议。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所生，两兄弟到上海后，先跟“后妈”（也是延年、乔年的姨妈）生活，但陈独秀不让兄弟二人在家过平稳日子，非逼他们“独立自主”。于是两兄弟生活完全靠自己打工糊口，有了上顿无下顿。陈独秀的妻子实在看不下去，要接兄弟二人回家住，被陈独秀喝住，并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由此也被外人包括同志称为“父子情薄之人”。
可，天下父母之心，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对两位既是儿子、又是重要的革命同志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他怎可能不为失去正在风华正茂年龄的两位儿子而悲痛呢？
据史料记载，当年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牺牲时，年近五十的陈独秀悲切异常，常默默落泪。不幸的事，又接连发生：其大女儿陈玉莹和小儿子陈松年连续两次去给延年和乔年收尸及处理后事，过度悲痛与刺激又让大女儿陈玉莹患精神疾病后自杀……
不多久的1929年11月，陈独秀又因为“中东路事件”发生不同意见，结果被开除出党。这个“中东路事件”说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响应。但陈独秀认为不能简单地按共产国际意见执行，不能片面地提出“拥护苏联”和“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等观点，为此他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鉴于当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的条件，所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决定，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从此，陈氏一家三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重要人物全部从中共队伍中消失……历史无情，革命尚须牺牲，这大概就是一个政党必须经历的苦难过程吧！
呜呼！革命者之殇也。
关于陈独秀和他所犯的错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曾著文指出：“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背上陈独秀身上的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所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位党史专家早在1991年《学术月刊》第11期上就这样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11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要多得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