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陈独秀这两个儿子的牺牲过程时，我们会发现：陈延年、陈乔年皆是在赴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岗位时牺牲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多数党员和广大年轻人是不会明白的，因为在1927年前后，尤其是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制造“四一○”、“四一二”事件后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与中央机关同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受到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且不说中央机关多次险些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江苏省委受到的破坏则是当时全国省区级党组织中最严重的一个，而江苏省委与党中央机关及干部上的交叉，又使得江苏省委几乎成为反革命势力最疯狂袭击的主要对象。敌人也清醒，如果要把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和“端掉”，那么捣毁和消灭江苏省委就等于是打在蛇的“七寸”上——蒋介石不止一次对他的亲信这样说。
从行政管辖和当时党的管理体系来看，上海又一直属于江苏省管辖地，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后也基本套用了这种管辖体系。我们从党史的发展脉络上可以对此看得清楚——
1921年中共成立后到1924年4月，江浙一带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党组织，只有一个“上海地委兼区委”。这个“上海地委兼区委”下面主要是上海地区的组织，外管南京的两个党小组：一是南京党小组，一是浦镇党小组（该小组负责人是上面曾经提到的王荷波烈士）。
1925年8月前，上海区委撤销，直接就是“上海地委”。到1927年6月，上海区委又改为“江浙区委”，并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也算作是“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成立的最初始点，管辖范围仍与原“上海区委”无异。中央指定的第一任“书记”叫尹宽，一个多月后改由王一飞任书记，又过三个月后改由罗亦农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汪寿华（又名何松林）、庄文恭、李立三、刘重民等任常委；后由赵世炎担任江浙区委书记，谢文锦、沈雁冰（茅盾）、侯绍裘、郭伯和、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等进入省委班子。
1927年初，罗亦农又担任了几个月的书记，一直到陈延年接他班的该年5月份。
也就是在这一年，江浙区委再分开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仍然管辖上海周边地区的党组织，而上海本身又独立成为“上海中央局”，由中央直管。江苏省委其实仍然是中央直管和重点管的省委，因为客观上中央机关和“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关系太近，许多革命工作实施，其实是由江苏省委来完成的，比如组织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上海罢市等，皆离不开江苏省委。
在今天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我看到的许多英烈就是当年“上海区委”（或上海地委）的党员和江苏省委所牺牲的党员，这些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惨遭破坏，损失严重，无数革命者牺牲在那个年代。
“四一○”、“四一二”之后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杀”！抓住后只要证明你与“共产党”和“革命”有关，便是杀。按照蒋介石他们的说法，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漏掉一个”。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暴行变得疯狂而野蛮。
共产党的首脑机关的破坏，是敌人行动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从江苏省委的屡次破坏和更换省委主要领导的频繁过程中，看到斗争的严酷性：
陈延年1927年6月底刚上任的第一天就被捕，到牺牲才不足十天；之后赵世炎代理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又再次被捕并牺牲；王若飞在赵世炎被捕和牺牲后出任临时省委书记。
一个月后的1927年8月，中央任命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在这个省委的名单中，有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华少峰、袁达时、项英、李富春、徐炳根和陈乔年。这11人中，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有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项英、陈乔年，而这6名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除了刘伯坚外，其余人在前面多少已经介绍过。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都比较熟悉军事家刘伯承，而并不太知道还有一位名字与其接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刘伯坚与刘伯承在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元帅比刘伯坚大3岁，都是四川人，前者是开县人，后者是平昌人。刘伯承参加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经历要比刘伯坚早些，但出国学军事则比刘伯坚晚。刘伯承是1927年被党派到莫斯科苏联军事大学去学习军事，后来回国后一直是军事指挥家，直到元帅。刘伯坚则是1921年就去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那个时候他走上了革命道路。l926年刘伯坚回国，接受党的安排到了江苏省委，化名为“王大年”，任宣传部长，不久他的职务由李富春接替，而他被派往国民党的西北军任总政治部主任，使该军积极配合北伐军而致力于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l930年回国后，他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领导和指挥了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时，他与陈毅等留守在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刘伯坚不幸被俘，当年3月21日被敌人杀害。作为共产党的军事家和革命家，刘伯坚在老一代与他一起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极高的威望。
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为刘伯坚写碑文时这样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周恩来在60年代某日陪同外宾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在刘伯坚同志遗像前说：“他，就是我的战友刘伯坚同志。牺牲前写下了《带镣行》等壮丽诗篇，还有较为完整的遗书手迹，为我党留下了一分珍贵的遗产。”
同为我军军事家的聂荣臻元帅这样评价刘伯坚：“伯坚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党员，著名革命家”，“伯坚和我同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做工，并进行工人活动，以后又同在苏联学习。1926年他回国后并肩战斗于中央苏区，关系殊深。我读过许多诗，大多慢慢地淡忘了，唯独伯坚的这一首《带镣行》始终铭记不忘。每念及此，总是勇气倍增……”
元帅说的他特别喜欢的那首《带镣行》诗，是刘伯坚在监牢里写的。在他1935年3月4日带伤被捕后，敌人为了庆贺抓到这样一位共产党高官的所谓“胜利”，同时也为了羞辱刘伯坚和共产党的尊严，他们将负伤的刘伯坚带到当地繁华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但刘伯坚面对敌人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坚不可摧的豪迈气魄。当日，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