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齐解放。”
我们熟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带镣行》就是刘伯坚的原作。我还知道一件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筹建时，中央排列近代英烈人物，其序是“谭嗣同、邹容、李大钊、刘伯坚……”由此可见刘伯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
上世纪61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在刘伯坚烈士的遗像前所说的“遗书手迹”，指的是刘伯坚在狱中写给他妻子王叔振的兄嫂的家书。刘伯坚与王叔振是1927年在上海结的婚，之后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聚少离多。但是刘伯坚没有想到，在他就义之前，其妻王叔振就在福建西部游击区与大军压境的敌人英勇搏斗中成了党内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已先他一步去了。狱中的刘伯坚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怀着对亲人和孩子的挂念之情，他写信给妻子的兄嫂说：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多么气壮山河的誓言！
妻子王叔振在牺牲前并未看到刘伯坚留给她的遗嘱，而是也同她丈夫一样，身负幼儿在枪林弹雨中与敌军拼杀。因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她迫不得已将刚刚出生不到四个月的三儿子刘熊生送给了当地的一个姓黄的家庭。
刘伯坚与王叔振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刘虎生、二儿子刘豹生和三儿子刘熊生。在被捕之前，刘伯坚夫妇俩就把三个儿子分别寄养于别人家，以便自己全心全意从事革命和指挥红军战斗。在他们去往中央苏区前，夫妇俩先将长子刘虎生送给了凤笙大嫂，之后大儿子虎生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年幼的虎生从小就被舅妈教育不许与别家的孩子接触，不许跟别人说自己的家事（被敌人知道会被抓走）。1938年，虎生被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他才将父亲生前在狱中寄给凤笙大嫂的两封家书（缝在贴身的衣服里），交给了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十分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直到新中国成立。
二儿子刘豹生，是刘伯坚在被俘前的一次战役中寄交他人的。因为所在的部队走得很急，他就将刘豹生放在一个竹筐里，他和战士们翻山越岭，行走于山路竹林之中，轮流挑着装着孩子的担子。当来到一处河边时，刘伯坚将装着刘豹生的竹筐交给守候在那里的郭贱姑，对郭婆婆说：“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您的孙子。”郭婆婆是当地的船户，她为了保护刘豹生，给他改名换姓叫“邹发生”。直到解放后，党组织根据恩来同志保存的刘伯坚在狱中的“家书”，才找到了他。这一年，刘豹生14岁。
因为挂心三个年幼孩子的未来，刘伯坚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信给亲人嘱咐两件事：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设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勤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忌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是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指冯玉祥。笔者注）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之事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梁照娣（招弟），他们一家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卅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读刘伯坚烈士的家书，想其临刑之人和父母双亡的三个流落在民间的幼孩时，稍有情感的人，皆为之凄然泪下，同时也为一个革命者高尚的品质而感叹与感怀。
自“四一二”政变之后，从陈延年接任江苏省委，到邓中夏的这一任，才一年时间，牺牲的省委领导已近半……事实上，从1927年6月到1935年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被上海中央局命令“终止活动”的8年中，省委遭受的摧毁性破坏不下七八次（上海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共遭受严重破坏8次），在这过程中，至少又有十多位省级领导牺牲，而他们在当时都是我们党最杰出的一批精英和领袖级人物。有时我常常会有这样的设想：假若这些人没有在那个年代牺牲的话，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会是些什么岗位上的领导呢？
历史无法设想。设想不可能成为历史。我们在今天只能以崇敬的心情去仰望这些闪耀在天际的众星——
罗登贤，1929年1月至8月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员，牺牲时只有28岁。我估计今天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罗登贤”这个名字，但如果我们说到他在东北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和杨靖宇就都知道了。是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和杨靖宇将军的提拔人就是罗登贤。
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都有一张罗登贤的照片，这也是我看到的罗登贤的唯一形象：短发，瘦削型脸，一双大耳朵，眼睛有神，一副铁骨铮铮的工人形象。罗登贤是南海人，早年在香港英商太古船厂做工，是邓中夏、陈延年和周恩来在广东时从工人中发展的中共党员，在省港大罢工中是冲锋陷阵的勇士。1927年在陈延年的领导下，罗登贤成为广州起义的工人领袖，他直接带领的工人赤卫队在这次起义中发挥了“铁军”和“尖刀”的战斗作用。
1928年，中央将罗登贤从广东调到上海。因江苏省委不断遭到破坏，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历任江苏省委书记都在上海“五卅”运动前后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比较多，敌我双方认识他们的人也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地下工作的环境下，仍然容易被人认出和识**份。而调罗登贤出任江苏省委书记，除了上面这个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的威望和能力的信任。在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班子里，有后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大人物（他们的排序都是在罗登贤之后）：李维汉、彭湃、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
罗登贤在江苏省委书记岗位上在任8个月时间，这在1927年后的江苏省委历届书记中算是任期时间比较长的一位，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罗登贤任书记时的江苏省委工作尚算相对稳定和巩固的。然而，当时的革命形势仍处在低潮，据党史资料介绍，这一段时间（指1928年1月－7月期间），江苏全省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678人，被杀害的有481人，而上一年“四一二”至1927年底，全省被捕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达5667人，牺牲1836人。罗登贤后来又被中央调回广东省任书记。“九一八”之后，他受党的指派，以中央驻满州省委代表身份，主要解决东北党内派别问题，并启用了杨靖宇、赵尚志等组成抗日联军队伍，从而使这支英勇的抗日队伍威震白山黑水的每一个角落，谱写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最为惨烈和悲壮的史诗。
两年多后，罗登贤再度回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在1933年3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被原江苏省委成了叛徒的同事出卖入狱。当敌人知道罗登贤是中共的“大官”，立即将其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对其供逼利诱但不见成效，就下毒刑：压断其腿，狠抽下体……由于罗登贤是南海人，又在广州起义时与宋庆龄结下友谊，宋女士不顾国民党的威胁，专门到监狱去探望罗登贤，并争取各方想营救他出狱。蒋介石怕夜长梦多，密令手下“立即枪毙”罗登贤。
这年8月29日，罗登贤被押到雨花台刑场。狱官问罗登贤有什么遗言，罗登贤一声冷笑，道：“我个人死不足矣，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我千古遗憾！”
一代工运领袖、杰出的革命军事家罗登贤牺牲时年仅28岁。
我们来说说另一位江苏省委书记的事迹，他的名字对今天的人来说很陌生，叫许包野。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一个名叫“保尔”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令敌人颇费周折而就是找不到其真人，所以一时也没有达到“彻底捣毁共巢”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保尔”这个人，因为他是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这位革命战士形象，鼓舞了像我这样的几代中国青年。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部苏联红色革命小说才刚刚出版，中国读者对其是不熟悉的，只有那些了解苏联和懂俄文的人可能知道“保尔”。
他从厦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中央调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为了防止敌人再度破坏省委阴谋得逞，所以化名为“保尔”。
这就是许包野。他化名“保尔”有两层含意，其一便是让敌人捉摸不透他的底细——通常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主要靠我们党内的那些叛徒，“保尔”这名字一下让了知和熟悉党内领导人的那些叛徒也无从找到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背景线索”，更不知其“长相”云云。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头有脸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想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已无可能，即便乔装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务抓获。中央把基本没在上海露过脸的许包野从厦门调来出任江苏省委新一任书记，从客观上来说有这一因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