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敌人诡计+叛徒+“路线”错误＝血流成河01
革命的残酷性和复杂性，难以想象。其间，敌人也非像一些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对革命者而言，最痛的或许并非是敌人的刑具和死刑判决，而常常是身边的“自己人”突然背叛了你……这痛，叫“悲凉”。
“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还有顾顺章和“李顺章”、“赵顺章”……
写完前一章，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在内，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省委书记等中共领导们，竟然牺牲了那么多，他们又那么年轻……我不忍回顾，甚至感觉内心所有的那种痛彻比之前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时还要深！
他们不该死！他们的死虽然很悲壮，但相当多的人死得太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不该在许多难以想象的瞬间，以许多不可思议的方式就轰然倒下了……
扼腕式的可惜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更想追寻一下他们为什么死——因为这是革命中为什么有“革命烈士”的根本原因。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这种牺牲毫无疑问可言，因为战场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革命烈士”的产生，只有两种原因：敌人的诡计和“同志”的出卖。而中共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悲剧的出现，那就是错误路线。
上述“3+1”，让革命者血流成河……
呜呼！我有些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情。
我知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1927年发动“四一○”和“四一二”等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后，当时他们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做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出现了随便抓人，见你身上有一份进步报刊或说一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话就“杀”的暴行，他们想以此扼杀和毁灭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斗争意志。然而他们错了。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丧失革命和斗争的坚定性，反而迅速行动起来，以更大的斗争方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并且“以牙还牙”地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次这样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虽然这样的起义和暴动多次失败了，但确实也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面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状，国民党内像陈立夫等一些“高人”便给蒋介石出了一招：以诱骗和软化手段，让一些共产党人“为我所用”。于是他们很快出台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人自首法》。此“法”一出，有人曾经形容它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因为它的抛出，确实让一些本来就革命意志不坚定、缺乏信仰的人开始动摇和蜕变，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被捕共产党员在诱骗及利益熏心下，竟然不知廉耻地当了革命的叛徒，甚至有的人主动上门自首。于是，我们在翻开一本本“革命烈士传”时，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被捕”而造成的。无数次听党史专家这样说：一个烈士身后，总是“站”着一个叛徒。
其实，情况常常是：一批革命烈士后面，“站”着一个叛徒。也就是说，通常是一个人叛变了，就会有一批人因被他出卖而牺牲……
从1927年6月份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到后来的“保尔”（许包野），前后牺牲了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因为同一班子的“自己人”当了叛徒而出卖了他们，甚至出现了像省委书记孔二、组织部长徐锡根、秘书长韩步先这些组织里最关键性的人物当了叛徒，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省委内出一个叛徒，整个省委组织机构的破坏是必然的，而后也会危及到所属地区的整个组织。
中国共产党最高机构如果出了一个叛徒，损失的将更加严重。从我们党成立的1927年开始到1931年，上海基本上都是我党最高机构组织和领导人集中工作的所在地。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所有工作都是秘密条件下的“地下工作”。然而，就在党的心脏内部，也出现了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事件……
顾顺章在中共历史上一直被称为“最危险的叛徒”，因为他的危害最后也导致了中共中央机关从此不得不放弃城市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条革命道路以及周恩来等主要领导撤离上海、奔赴苏区的结果。
“顾顺章事件”发生在1931年——
这年4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的顾顺章，护送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武汉，由于顾顺章有丰富的隐秘战线上的经验，一路平安抵达，不曾有任何差错。用张国焘后来的回忆说：“此行万无一失。”
然而，执行完任务的顾顺章却偏偏出了“差错”。据说他为了一个烟花女子，竟在武汉街头流连忘返。一时间，身上没了盘缠，这位一手魔术本领的中共特务机关头目，竟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表演魔术。哪知，他被台下一个看热闹的叛徒认了出来，并报告给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的头目。
4月24日晚，顾顺章被捕。
被捕后的顾顺章，很快就同意自首，但却向抓获他的武汉的特务蔡孟坚提出条件：必须面见蒋介石，否则什么都不会交代。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有两层意思：一为从蒋介石手里拿到“免死”金牌；二防中途情报泄露。顾顺章知道在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总部有潜伏的中共党员，此人便是传奇人物钱壮飞（烈士，中共早期党员，由周恩来亲自安插潜伏在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当机要秘书。1935年3月底在红军长征经贵州一带山区遭土匪杀害，时年39岁）。
关于顾顺章叛变后的故事在许多影视剧和小说中都有表现，而且确实充满惊心动魄的情节：
抓获顾顺章的武汉特务机构总头目何成濬为了邀功，所以并没有把顾顺章一再要求“不要给南京方面发电报”的话放在眼里，竟然在第一时间里连续6次向南京方面发了电报。
这一天是4月25日，周末。武汉发到南京中央路305号挂着“正元实业社”的中统特务总部的6份“绝密”“特密”电报，由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官送到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里。
此处简单介绍几句钱壮飞。浙江湖州人的钱壮飞是学医出身，“五四”运动那年已经在北京医科学校毕业的他与同学张秋华结婚，俩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受李大钊直接领导。1927年中共北方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钱壮飞一家搬到上海。党组织安排钱壮飞进入新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设“保卫”、“情报”、“特务”和“土匪”四个，陈赓、李克农、李强和顾顺章就是当时这些科（股）室的早期负责人。钱壮飞和他在北京认识的好友胡底（烈士，1935年牺牲，曾任苏区保卫部侦察局局长等职）一起加入“特科”。钱壮飞按照周恩来的指令，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国民党的上海无线电报局。后任“中统”局长的徐恩曾此时是这个局的局长，他与钱壮飞都是湖州人，故对多才多艺的钱壮飞格外器重，邀其当秘书。“中统”成立之后，钱壮飞随徐恩曾到了南京，日后利用这层关系，获悉了许多蒋介石国民党对苏区“剿匪”的大量情报，为我军“五次反围剿”战斗提供了极其可贵的情报支持。
我们来说4月25日这一晚发生的惊天大事：等送电报的机要官一走，钱壮飞捏着手中的6份“绝密”“特密”电报后，正值这晚局长徐恩曾在外与一名女人鬼混，他便拿出特别密码本，立即开译起来……“黎明被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天哪！钱壮飞拿起译完的电报，读着每一个字，顿时全身发颤：“黎明”即顾顺章，这是钱壮飞知道的。他叛变了，“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一名负责“特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叛变，对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毁灭必定是轻而易举的！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钱壮飞不顾一切地通过机密电报机向上海方面的中共中央发去一份急电，然后揿响电铃，叫来同样潜伏在特务总部的女婿刘杞夫，令他火速连夜乘车去上海向李克农、周恩来报告“十万火急”的消息。
4月26日早饭后，中统特务局长徐恩曾带着一身疲倦来到办公室，钱壮飞镇静地把一摞文件、电报和材料放到徐的办公桌上，然后说：“曾座，上午如果没事我就回去休息了。”徐恩曾点点头。
就这样，钱壮飞从容地离开了特务大本营。
此时，心急如焚的钱壮飞并不知道女婿是否已找到上海的中央“特科”领导以及中央是否收到他发出的急电。想到这里，钱壮飞顾不了许多，必须立即亲自去上海一趟，因为他已经获悉顾顺章将在27日下午由武汉方面的特务押解着到南京。一到南京，国民党将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和那里的地下党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