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李隆郅是李立三原来的名字。因为他做事仗义，所以在留法学生中威望很高，而且他的思想一直处于进步和前卫中——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演，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这是李立三在旅欧初始时写的革命诗篇。他给同学的印象是：为人坦率直爽，襟怀开朗，雷厉风行，但做事有些急躁，说什么事就会立即行动，决不犹豫和拖泥带水。他对旧世界和反动军阀与无耻政客，从来都是用“打倒”“推翻”“杀掉”等等比较激烈的话语，可见他的斗争精神。然而，当留法学生中对勤工俭学出现分歧和过激行为时，李立三又似乎变成了“温和派”，与蔡和森为首的“斗争派”又不同，他与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和陈公培等人坚持勤工俭学是留法中国学生的“主要出路”，尤其强调到工人中去学习的必要性。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去到法国工厂当工人，亲自体验法国工人对革命的热情，并赞同且加入蔡和森、周恩来等发起的“中国少共”组织，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
1921年秋，因参加抗议法国政府的活动，李立三和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104名中国留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
“他们不要，我正需要！”在上海，陈独秀见到李立三、蔡和森等回国青年们，异常兴奋。留下蔡和森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其余人多数被派往全国各地从事工人运动。李立三被派到离自己家很近的安源煤矿搞工运。从此李立三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名杰出领袖，尤其是安源罢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与刘少奇并肩战斗，威振四方，甚至在罢工胜利后，他的名字被工人们编入“罢工歌”词中：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一英雄天下少。
名号隆郅李先生，出洋法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人如此爱戴和拥护他。之后，李立三奉命到武汉搞工运，又是干得轰轰烈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成为让敌人“最记恨的六人”之一。
作为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坦克车”，在以城市武装斗争为革命中心任务的大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政治地位自然迅速提高，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队伍惨遭破坏，大有被斩草除根之趋势。为了扭转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蔡和森的左倾软弱，以领导工人武装暴动著称的李立三，在党的“六大”后，成为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实际领导着当时全党的工作。在当时革命形势的现实严峻环境下，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李立三以异常饱满的革命精神，针对一些人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有畏难情绪，他指出：“现在革命果真没有办法了吗？不，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厉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仍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种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避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是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说果子不到口里来’这是极可耻的懒汉。果子生在树上快要成熟了，赶快准备我们的梯子，上树去摘吧！”
党的“八七会议”后，党内也有相当多的同志认为“最黑暗时刻已经过去”，“革命将爆发新的**”。作为决策层的党中央，此时也都是些不到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特别是渴望革命**尽快到来、又有敢干好动个性的李立三，在这个时候更容易接受革命的冒进主义，而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反右倾思潮，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李立三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号召全党“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并“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而且“只要产业区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
之后，李立三又连续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论革命**》和《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好似阵阵激昂的战斗号角，向全党和全体革命者发出了夺取政权的战斗命令。而且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了“中共中央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路线下，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
此时的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完全进入了革命大**前的狂热情绪，但这些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狂热革命情绪造成对革命更大的损失：上海罢工再度惨败，完全没有了当年“五卅运动”时能够发动八十多万工会会员参加的气势，执行具体任务的江苏省委又对中央号令抵触，李立三发怒，干脆自己兼任江苏省“总行动执委”主任，接掌省委行使领导权力，老资格的何孟雄、林育南站出来反对李立三的做法，遭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和打压，从此上下级发生严重分裂。国民党特务机构反在此时利用我党内部分裂，又屡屡破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各区组织，新捕获大批共产党员，使得革命中心的上海革命烽火再度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上海的罢工没有做成功，李立三又去南京进行兵暴，结果更惨：不仅兵暴未获成功，党组织和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公开暴露之后，敌人立即反扑，南京市委机关连续遭到破坏，市委主要负责人及基层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被捕，多数被杀害。南京地区的党组织惨遭史上第六次大破坏。武汉的暴动命运同样，本来此时的武汉革命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只有300多人和150来位工人赤卫队员，但这些人还是按照李立三的布置，组织起义，结果被反动武装镇压，60名共产党员被捕，最后36人被杀害。革命暴动成了泡影，甚至连后继之人都一时找不到……
“立三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不仅在城市，还使各地的红军在强行攻打城市过程中屡遭失败。比如毛泽东、彭德怀攻打长沙和武汉的战斗，都损失了大量红军有生力量，牺牲将士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