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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因为叛徒出卖，造成了我党重要军事领导牺牲最惨重的后果。彭湃大名我们已熟知，军委部主任（相当于军委主席）杨殷的名字，我们今天多数人并不熟识。这位与孙中山先生同村的老乡，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谋幸福的革命党人。杨殷很早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是总统侍卫，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练就一身军事本领。
1922年，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毅然辞去国民政府官职，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接受党领导的他，在广东各地组织工人运动，使广东革命蓬勃兴起。
上海“五卅运动”中，杨殷与邓中夏等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威震四方。后他被派往上海从事工运和武装起义。上海滩上的那些帮会“大佬”早已闻知杨殷大名，多次想拉拢他“入帮”。身为中共军事要员的杨殷，怎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杨殷正在广州。驻守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培和“全总”常委何耀全相继被杀。反动军警也把杨殷住处团团包围，哪知杨殷有“飞檐走壁”之功夫，此时早已不知去向……
其实，他是受命隐蔽在另一个地方正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和叶剑英、聂荣臻等策划“广州起义”。
著名的“广州起义”就是这样爆发的。杨殷亲自带领赤卫队在西路作战，攻克了数个敌人据点。起义之后，广州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任代理主席，杨殷任肃反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太雷牺牲，杨殷继任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与叶剑英、恽代英和聂荣臻等领导赤卫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生死搏斗。
1928年，杨殷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是组织部长。
会后，杨殷再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严酷的地下斗争中领导各省相关军事斗争。由于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所以杨殷同时兼任江苏省的军事领导工作。
1929年8月24日，他与彭湃等参加研究江苏省如何开展军事斗争的会议时，由于被叛徒白鑫出卖，五人同时被捕。仅隔一日，他们就被新闸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狡猾的敌人估计中共方面会对杨殷、彭湃这五个重要军事领导者千方百计实行营救和劫狱计划，于是草草进行了所谓的“审讯”后便将五人押解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确实，杨殷、彭湃等的突然被捕让中共中央周恩来等焦急万分，劫囚车的计划确实在第二天就布置并启动和实施。但重兵押解的囚车中途突然改变了线路和时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让你下手。
“关于营救我们的办法：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避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而设法脱免（其）余无口供之三人。”这是杨殷与彭湃联名通过监狱秘密渠道向党中央写的信，可以看出杨殷他们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信中的“安”是彭湃的代号，“揆”是杨殷的代号。在得知营救无望时，杨殷向组织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短短数语，表现了杨殷他们关心组织、关心同志比关心自己还重的高尚精神。
8月30日，杨殷与彭湃等四位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被推出牢房，走向刑场。“朝闻道，夕死可矣！”出狱门那一刻，杨殷昂首一展，视死如归道。而后，他拖着脚镣，大步向前，犹如奔向新的战场……
革命其实既是与敌对阵营的生死决战，也同样是对在同一战壕里的同志们价值观和理想信仰的考验，彭湃、杨殷，还有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许包野等等革命者也都是在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和江苏省省委负责人的岗位上遭到敌人的逮捕或叛徒的出卖后英勇牺牲的。他们的革命情操高尚而忠贞，给了后人无价的精神遗产。然而，也有同样高职位、同样曾在党内风云一时的人，却经受不住敌人的**与刑罚而脱节成可耻的叛徒。
江苏省委连续近十位省委书记被捕和牺牲，是因为一个叛徒带出了一批共产党人被捕，然后又有人在其中变节，又导致另一批人被捕和下一届组织的严重摧毁。
化名叫“孔二”的江苏省委书记被捕后就当了可耻的叛徒，不仅造成了江苏省委本身的毁灭性损失，也“烧毁”了上海中央局……
“孔二”真名叫赵林，天津人。想当年他也应该算是“热血青年”，但在革命征程上因为没有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当敌人将他关押之后，逼其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作出选择时，赵林投降了，堂堂“中共省委书记”竟然跪下双膝，乞求一个处的几个小狱警“给条生路”。于是之后的他，便成了敌人随时可以使唤的“野狗”一样，用敌人的话说，那是“放回共产党内部随时可以引爆的一颗臭弹”。
变节后的赵林，再度被特务机构放回中共党内，依然扮演着上接上海中央局、下连江苏省各地的“省委书记”角色，而且给党内同事的感觉是他的“革命劲头”比过去似乎更足了，口号也比以往喊得更响亮。
“孔二咋不二了？”同事们偷偷议论道。
“把心眼搁开了放！胸前背后，都得要长心眼，明白了吗？”赵林在会上会下比以前更多地强调纪律和安全问题，省委的许多同志觉得这位省委书记警惕性比历届领导都要强。
但突发事件仍然发生了：一日上午9点左右，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根据国民党警方的密报，在静安寺路附近的同孚路上，将从事地下宣传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和他的部下汪铁民当街逮捕。
翌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位于昌平路677号的江苏省委临时机关又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并现场逮捕了中共中央委员杨一林、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省委组织部领导张子云、刘贵乡及其妻子等十余位江苏省委机关的重要干部，而且搜寻到大量中、英、俄文共产党运动资料。而被捕的杨一林，实际上是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张子云则是原满洲书记、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李实。
两天时间内，江苏省委主要机关基本上又被敌人“一网打尽”。党中央非常着急，一时又不知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只知道三天后的3月6日，经一番“审讯”后，杨一林、刘贵乡、张子云三人很快被引渡给了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没几天，这几个人又被释放，包括身为江苏省委书记的赵林。
但奇怪的是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却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解押到南京。李默农，在烈士名录上的真名叫“李少石”，他是廖承志的姐夫，一腔革命豪情，又擅长诗词，于是在从上海被押往南京的途中，吟出了一首非常铿锵响亮的革命诗句：“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这位诗人气质的浪漫革命者，后来在监狱里仍然宁死不屈，脚被打断，肺部也被打坏，却没有吐露一个不利于组织的字，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党无限忠诚的风范和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抗战爆发后，李少石作为政治犯被释放。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以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名义，先行到了重庆，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一天，他代周恩来送柳亚子回家途中与国民党军队相遇，被敌人扫射身亡，牺牲时39岁。
江苏省委的这一次被破坏的结果同时也让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瘫痪性的打击。
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是根据1933年中共临时政治局撤离上海到苏区后，由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其全名叫“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上海中央局。
由于上海中央局在组织形式上代为中央“领导”江苏省委，但另一方面上海市区又隶属江苏省，所以中央任命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时，其实很多人的职务是交叉式的，比如他可能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则是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或组织部长，而江苏省委其他领导则并不知道其担任的上海中央局职务。这种交叉职务也是中共上海组织和中共江苏组织之间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相互监督与支持的作用。
然而，隐藏在党内的“臭弹”赵林这回对江苏省委的“一爆”，竟然使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
赵林这颗“臭弹”随之很快被我情报部门切除。新的上海中央局立即决定组建以赵立人（别名赵跃珊、郑玉龙、黑大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可此时的上海党组织内已经十分混乱，只要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捕后变节，立即又会引起新一轮的中共组织的大破坏。共产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
这年6月下旬，上海国民党警方在中国街阜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重要干部周光成逮捕。此人经不起几下毒刑，便声明与组织脱离关系。周光成叛变后，邀功心切，便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们像疯狗似的到处寻找他所知道的我中共秘密机关所在地和相关党员，于是引发了一场震骇上海滩的恶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