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晚，警察在公共租界里的康脑脱路料廖州路角，逮捕了李文碧、中华总工会负责人张文清（袁孟超）和新的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随即在夜里8点，在另一处住宅内，逮捕了化名“余淇全”的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利月英、王陈氏。当夜10点左右，又将化名“林子明”的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逮捕。11点，再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同一夜晚9点40分左右，租界警察又在武定路槐荫里74号，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
27日午夜1点半，当局警察又在康脑脱路长康里12号，逮捕了上海中央局党员李锦峰、陈在葛、王根生等人。
至此，上海中央局的共产党人完全陷入走麦城的极端被动的险境。
更要命的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被捕的时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和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及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吴炳生、袁孟超、秦曼云又相继叛变革命，而且摇身一变，加入了特务组织。这些人又回过头，再向曾经是他们领导的中共组织发动更疯狂和彻底的破坏……顿时，上海城内反革命的阴霾密布，阳光下的白色恐怖更加惨烈，大批共产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
血流成河毫不夸张！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身为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叛变后，不仅让身边的上海同志一下被捕和牺牲了许多人，而且关联到了远在苏区的革命战线的安全。李竹声当叛徒后仍隐藏在我党内，而且还继续主导着上海与苏区临时中央的联络线。他把了解到的方志敏带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路线、军队实力和行军日程等情报提供给了敌方，结果先遣队受到伏击，造成方志敏被捕，不久又被枪杀，让我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这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所遭受的第二次毁灭性破坏。
1934年10月5日，当时继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由于叛徒出卖在住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与盛忠亮住在一起的其他三个人和一个小孩。
盛忠亮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没有撤离上海时亲自领导的“特科”重要成员之一，而且也是中共上海地区早期党的领导人，敌人对其用重刑也没有从他嘴里敲出一个字。此事被已经投敌在南京的顾顺章知道了，他对曾经的这位“特科”老战友的情报非常熟悉。顾顺章听说盛忠亮的事后，狡诈一笑，说：“你们对他不能这么干，应该从一个女人身上做文章。”
顾顺章说的这个女人叫“秦曼云”，是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美女”级人物，她出身书香门弟，其兄弟秦茂轩也是革命烈士。秦曼云在“五四运动”时也曾是为数不多的女领导人，后来又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此女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前几个月在警察当局逮捕李竹声等时就有秦曼云，她也是叛变者之一。顾顺章清楚盛忠亮的底细，那秦曼云与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有“一腿”呀！
当了女叛徒的秦曼云来到老情人盛忠亮面前如此这般一番柔情加“肉鞭”，于是中共内部又一位重要人物叛变……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这回是败在这对“夫妻叛徒”手里——盛忠亮后来和秦曼云结成夫妻，逃到了台湾。中共上海历史书上指的“夫妻叛徒”说的就是他们。盛忠亮变节对中共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由周恩来一手培养起来的“特科”的命运也到此彻底消亡。
叛徒无耻。叛徒还极其可憎可恶！他们对革命的损害常常超过正面敌人的杀伤力。
后来盛忠亮竟然当上了少将军衔的中统特务，他指挥下的“剿共”，可以说一打一个准！
中共上海中央局就这样惨遭第三次彻底性的破坏。
然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继续革命的旗帜，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他们仍然表现出了赤胆忠心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虽屡遭国民党的严重打击，却又在被敌人扑灭的烟火堆里重新燃烧起新的革命火焰。
盛忠亮叛变之后，黄文杰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来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恢复工作，尤其是在文化界和知识界发展新的革命力量，于是也形成了苦命的左翼文化总同盟团体，其革命活动一时十分活跃，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惧怕。于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在想办法，他们在特务科训练了约三十名特工潜入上海，这些人被称为“红帽子特务”，也读点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看上去也对革命很积极，并惯用这种伪装手段秘密混进左翼文化队伍，打进中共基层组织。
1935年2月19日，认为时机已到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突然向中共上海地区的新组织和广大党员再次发起进攻。当日夜间至20日清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进行了逮捕行动，对设在福煦路的中共密设总机关及其他场所实施包抄围剿，一下逮捕26人且抄获相当多的文件与现金。
同一夜，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闸巡捕房警员又突袭了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安顺里11号，逮捕了陈哲生（湖南人）和他的妻子陈林氏。这位使用“陈哲生”名字的其实就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执行委员田汉。
公共租界警察又在武昌路广兴里56号逮捕王志忠，在萧路德兴里47号逮捕了陈之超。而王志忠即欧阳继修，又名华汉，他就是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阳翰笙。
19日这一晚，法租界的警方也在另一处逮捕了另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自称“朱子明”的男子和同行的女子“李月梅”。这位名叫“朱子明”的男子，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宣传部部长朱镜我。在逮捕朱镜我的同一时间，租界警察又冲进新永安街三鑫坊1号，逮捕方子平、方谢氏和方子国，而方子平就是中共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涤新。
反动当局的警察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逮捕了王抚芝、李文敏、李光林等人。其中李光林就是上海中央局黄文杰的化名。
像疯狗一样疯狂扑咬的当局警察仍在不停地举着大刀到处寻找共产党的机构和影踪。一个又一个机构如拔萝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押到囚车……
呵，此时的上海滩，真可谓腥风血雨，只有两种声音在此起彼伏地交叉着呼嚎：叛徒的乞求声和革命者流血牺牲时的悲壮声。然而，这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声响中，革命者的正义怒吼与对理想和信仰的最后重申是那样铿锵而有力、神圣而响亮！
18日夜间，黄文杰（烈士，广东兴宁人，上海中央局书记，1939年牺牲，时年37岁）和朱镜我（烈士，浙江鄞县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41年皖南事件中牺牲，时年40岁）、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一批敌人无法用皮鞭和老虎凳摧毁意志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特务锁着铁链，作为要犯在滂沱的大雨中押解至南京。这些革命者像奔赴战场的勇士，一路高唱国际歌和自编的战斗诗篇——
“平生一掬忧时泪，
此日从容作楚囚。”
——这是田汉在唱。
而许涤新则在这样高歌：
“团结如磐石，
斗志似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