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口对狱吏，
狱底不知秋。
军棍与铁铐，
一一身上来。
最后胜利在，
有谁感悲哀！”
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群“文化人”共产党员竟然终结了“叛徒现象”。尤其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朱镜我，更让敌人恐惧又暗暗佩服——
浙江鄞县山区出生的朱镜我，10岁时就是孤儿，后跟着做工的哥哥到了日本，一下就有了读书和开阔眼界的机会。好学聪慧的朱镜我后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上世纪初的日本，为接受欧洲先进文化和政治思潮最活跃时期，朱镜我在这个时候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思想日益发生变化，成为怀抱热血救国理想的革命青年。又因为朱镜我对文学特别爱好，加之刻苦钻研日、德、英等多国语言，所以翻译又成为他的一项喜好和专长。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影响了一代中国革命者，而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中文版译者就是朱镜我。1928年5月，朱镜我在上海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饭馆里，以“吃饭”的名义，在此向党旗宣誓，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和革命文艺战线的一位英勇战士。从1930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党团书记，是中共上海文化界的一位重要领导者。
朱镜我是位充满革命理想的文化人，他与田汉等人被敌人逮捕后，从上海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任凭敌人使出何种**的毒计，他都嗤之以鼻，断然拒绝。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的同学，雷震以“故友”的身份到看守所与朱镜我用日语对话，劝其“自新”，不然会“掉脑袋”。朱镜我冷笑回答道：“我已选择共产主义，就不曾惧怕过掉脑袋的结果。献身救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曾是我们在日本时就立下的共同志愿，现在我在为之奋斗，你可以不为，但怎好意思来劝我将当年的志愿付之东流？”一番话说得老同学雷震一阵脸红一阵脸白。朱镜我的爱人有位表叔是国民党宁波专区保安司令，与蒋介石私交甚深，也来劝说，并说只要在“自白书”上签个名就可以释放。朱镜子同样断然拒绝。
在监狱里，有的共产党人因为被白色恐怖和镇压所逼，思想出现波动，朱镜我便在牢房里“开课”，用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来教育和激励难友。原本就有胃病和肺病的朱镜我在监狱里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敌人利用他的病情企图让他低头，朱镜我冷言道：“死何惧？然革命头颅不可向你们低下！”
抗战帷幕拉开后，“西安事变”给了朱镜我出狱的机会。朱镜我后被组织派往新四军总部任宣传部长。“皖南事变”中，担架上的朱镜我无法脱险，他让民工放下担架，命令警卫和民工迅速撤离之后，自己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纵身跳崖牺牲在皖南云岭的崇山峻岭之中……
这是后来的故事。然而就是因为有像朱镜我、田汉等这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才断绝了敌人企图通过不断的中共内部的“叛变现象”来摧毁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阴谋。
遭四次毁灭性破坏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前行之中，依靠一茬又一茬的革命者高举战斗的火种，一次次前赴后继、英勇流血，才使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炬没有熄灭……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企图通过出卖同志从敌人那里获得苟且求生机会的革命背叛者，最后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我们自然还记得将彭湃、杨殷等数位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干部出卖的叛徒白鑫。他的变节，造成我党巨大损失。周恩来亲自下令“红队”镇压此人。“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指挥铲除白鑫的行动。1929年11月11日晚，以为深藏在受国民党大特务特别保护的地方的可耻叛徒白鑫，被我“红队”队员，“砰砰”数枪，脑袋开花，葬送了罪恶的生命。
臭名昭著的顾顺章虽然因为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厚爱”而没能让我“红队”行动成功，但“易变节”的本性最后仍令其被新主子的中统特务机关悄然暗杀，死无葬身之地。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背叛者是有好下场的，尤其是革命的叛徒。这几乎是一条定律。
曾经还有这样一件事：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对“叛徒夫妻”——秦曼云和盛忠亮他们后来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之后弃政从商，到美国做生意并且做得还算不错。大陆改革开放后，这对“良心发现”的夫妻试探着想回国看看，于是写信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此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素有“中共史上第一位女叛徒”的秦曼云，她在与盛忠亮结婚之前曾是我党革命领袖之一的关向应烈士的夫人。所以当已经是“美籍华人”的秦曼云向中共中央领导写信说想回祖国“看看亲人关向应”时，当年与关向应为好友的一批中央领导批准了“女叛徒”的请求。
1981年，这位中共史上“遗臭万年”的“女叛徒”从美国飞到北京，出面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也是她老熟人的王鹤寿。“仇人”相见的一幕，被革命家陶铸的女儿、作家陶斯亮在她的作品《我与干爸爸王鹤寿》一文中作了如下描写：
干爸（陶斯亮是王鹤寿“干女儿”——笔者注）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戴着项链和耳环。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悔意无比”的“女叛徒”从此真的开始“悔过自新”，并带着挣来的钱，为许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捐助“希望小学”，以赎“欠共产党的大罪”。念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关向应和新形势下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民族大局情面上，中国共产党人宽恕了这样的“大叛徒”。
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血与火的另一景观。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黑暗的革命年代——
在中共党史上，有两个人的“路线”经常被提及，一是“立三路线”，二是王明路线。这两个人的两条“路线”，曾经在1930年前后给中国革命也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然而这两次错误“路线”其实也有本质上的很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造成城市武装斗争过程中革命力量的损失，后者则造成革命全局性的破坏与损失。“立三路线”尽管也曾对党内同志有过严厉批评与批判，但王明路线对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是排斥与无情打击，甚至是杀头的极端错误。
说这“两条路线”，不能不说到这两个人：李立三和王明。两人相比，李立三虽有错误，但仍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王明则不同，他基本上是个曾经滋生在我们党身上的彻头彻尾的政治毒瘤！
李立三是一个革命**特别旺盛、革命斗志异常坚定的“坦克车”式革命领袖（党内同志对他有过这样的称呼）。他最后是在“文革”中因为刘少奇的问题而强制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大特务”，含冤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作为湖南人的李立三从小就很有斗争精神和战斗个性。他在中学时代就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忧国子。在与一个同学的合影照片上他写下如此一段话：“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立三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在后半生时曾经对此作过自我批评，说：“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正如中央后来给李立三平反时评价的那样，他是个有“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汲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和“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品质”的人。
想当年1917年时，比李立三大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发起了一则在进步学生中“征友启事”，结果只来了三个半人，这其中的“半个”就是李立三。事情是这样：毛泽东好友罗章龙要介绍新到长沙读书的李立三给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答应了。于是有一日约定俩人在省立图书馆见面“一谈”。见面后，毛泽东像位大先生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李立三一言未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了，这给毛泽东的印象就是“半个朋友”。
“五四运动”时，李立三到了北京，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当年10月，父亲卖掉了祖上留下的16亩地，为李立三筹足了200大洋学费，从此李立三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和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