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生命太年轻！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并把生命永远留在上海的年轻的革命者何止一位张锡瑗。解放后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的老革命家惠浴宇，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离开苏北老家到了上海，那年他也才十八九岁。
1930年“五一”前夕，中共地下党决定在上海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革命大集会。然而当时正值反革命势力猖狂镇压革命力量的时候。作为一名青年革命者的惠浴宇，却被“意外”地卷入了一场上海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大世界惨案”（亦说中共“上海108将被捕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下面是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的片段，它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那股有趣而稚嫩的革命朝气，读来令人深思：
转眼快4月底了，天气热得早，脱下棉袍就换单衫，我们这些“江北佬”，还真不太习惯。中华艺大聚集着一批从各地来的青年人，个个热气腾腾，摩拳擦掌的，恨不得天天都有激烈行动。
我接到通知，作为中华艺大的代表，参加上海各界纪念“五一”的筹备活动。所谓“各界”，工农商学兵，农民没有去发动，军队更没有去发动，工商界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反动统治靠拢，就剩下劳苦工友和激进学生两种人。就这两种人，也因国民党的严酷镇压，损失得差不多了。
对外是纪念“五一”，其实是“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准备第四次暴动”。在宁波会馆对面的“天然旅馆”和另一条路上的“同雨春茶社”开了几次秘密会，就开始到处发动“飞行集会”。在横浜桥撒传单，在宝山路的小礼堂公开集会，公开喊：“打倒国民党！”“迎接四次暴动！”“国民党、资本家要在我们面前跪下来！”一片掌声，一片欢呼，如入无人之境。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报纸纷纷用通栏大标题报导：共党策划暴动云云。有的报馆不肯发消息，我们还组织人去砸人家的报馆，逼人家发新闻。当时共产党的“左派”幼稚病就这么厉害。
当时派我做筹委会主席团成员，浑身是劲，不晓得早就被顶头上司卖了。筹备会议的召集人朱野光、徐锡根，负责联络的是曹正平。徐锡根入狱后立即叛变（也有人说实际上他在行动前就秘密叛变了），曹正平则可能早就是内奸。4月27日，通知我去参加第二次筹备会。后来想想，哪有搞暴动事先这样大张旗鼓的？这不是给敌人送情报吗？“五一”还没到，左一一次右一次集会，这不是邀请敌人来抓吗？我那时乡下人到上海，对上海、对全国的反动统治力量根本不知深浅，十分幼稚，只知道服从组织，领导叫冲就冲，英雄得很。
就说具体部署吧，也乱得很，极不周到。要发动万人以上的示威，又下令公交工人全线罢工。万把人从四面八方向“大世界”集中，全靠脚走，怎么能准时呢？我就是从闸北窦安乐路住所出发，走到地方已经大汗淋淋了。本来各路人马三三两两，9点钟到“大世界”前广场集合，冲进游乐场开会。走到那里一看，“大世界”铁门紧闭，满街巡警，巡逻车穿梭来往，行人根本不能停步。一停下，就有包打听来盘问、“抄靶子”（搜身）。两人以上并肩行走，巡逻车就追上来截住“抄靶子”。我不敢停下，又不能老是来来回回走，怕引起注意，绕着四马路周围的小巷子兜了几圈，又怕误了集合。会议原定的总指挥潘汉年、徐锡根、吴又恒都出现了，远远看见吕镇中也来了，彼此不敢攀谈，只能点头示意。
我找了个测字摊假装算命，测字先生老江湖，精得很。马路上气氛恐怖，我神色又紧张，他看出我是来参加示威的，说：“小兄弟凶兆前路，火速离开上海避祸，迟则大难临头！”我要听了他的，也就没事了。我慢慢踱到潘汉年身后，悄声问他：“怎么办？”他朝天望望，不理我，装不认识。10点了，人还未能集中。
这时，有人放了一个二踢脚，“乒乓”两声，接着喊：“到六马路仁济堂集合！”
我问潘汉年、徐锡根：“去不去？你们去不去？”他们仍朝天望望，不吭气。巡警已经注意到我在跟人说话，拎着警棍朝我走来。我唯恐落后，拔脚往六马路跑去。
仁济堂是个看病施药的慈善机构（在今云南路延安东路口），那天是星期日，工作人员休息。进大门是一条狭窄通道，过了通道有个能容二三百人的小院子，两边是门诊药房。我冲进去时，先到的人正忙着挂横幅：“迎接上海第四次工人武装暴动！”两边挂起“列宁主义万岁！”“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等标语。院子里没多少人，倒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东张西望，气氛紧张。等了一会儿，不见主持人，不知该留还是该撒。我想还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跑出门口望望，太平无事，巡捕远远地漫步，挺悠闲的，没有过来的意思。不断地有人从四面赶来，冲进仁济堂里。我自责：别人不怕，就你胆小吗？吕镇中站在对面人行道上，他倒底坐过一回牢了，有点经验，没过来，始终在那边观察。
会场里已聚集了三百多人，乱哄哄的。关上大门，工人们搬出准备好的斧头、刮刀、石灰包、铁条等武器，还有红旗、马克思列宁像等。潘汉年、徐锡根不知跑哪去了，曹正平倒是来了，混在人堆里不作声。潘汉年毕竟经验丰富，看出苗头不对，撤了。但这样一来，群龙无首，七嘴八舌。还有几十个女工、女学生，叽叽喳喳，闹得更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兀地一个人跳上台去，是李嘉林（李壁臣）。他是李鸿章的侄儿，显赫世家子弟，自有一股子蛮不在乎的劲头。他和我一样，是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并没有哪个派他上台。
“纪念‘五一’，迎接第四次暴动第二次筹备会现在开始……”他自告奋勇主持大会，但事先没有准备，说了几句就没词了。
刚刚安静下来的会场一下子又冷场了。
我佩服李嘉林的勇敢，等了一会儿看没人响应，我可不能看他一人唱独脚戏，下不了台。脑袋一热，就跳上台去，大喝一声：“我是大会主席……”哇里哇啦演说开来。
接着又有几个同志演说，都很简短，因为谁也没有准备。原来都是跑龙套的，没想到当了大角色。
我们以为大门一关，很安全，谁也进不来。关起门来称大王，就没想到怎么出去。
“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院子里口号喊得正热闹，“轰隆”一声，大门被撞开了，这才知道大祸临头了，中西巡捕早就把仁济堂包围了。门口堵着一排排捕头，出去一个捉一个，出去两个捉一双。
后来想想，还是太不老练。本来就不该去仁济堂开会，中了敌人诱捕之计。在街上开会，周旋余地大，敌人就不那么好抓。进了仁济堂，看看情况不对，就该快撤。不肯撤，逞英雄，难免损失。开会，不自封主席，也不会判那么长的刑。像我这样，土头土脑，不显眼，也不招人忌恨，也许判个年把就放出来了。当时没想这么多，没人干主席我干好了。
院子里走道里人挤人，互相调动队伍不可能。挤在前面的冲出去一部分，那些女工、女学生挤到门口，被枪一逼，又哭喊着往后退，一哭一退，阵脚往后一移动，大乱。整个队伍往后挤住了，动弹不得。男工们想用铁鞭、铁条杀开一条血路，不忍下手，打出去非先踩死几个女同志不可。只能往后让，一让，巡捕涌进来，瓮中捉鳖，束手就擒。
巡捕冲到我跟前，旁边突然有个人对中国巡捕说：“同志啊，我是国民党，是自己人啊！”我脑袋轰的一下，完蛋了，没想到我旁边就站着个特务。那个包打听不买帐，骂一句：“操你妈，哪个跟你是同志！”甩手一耳光把那家伙打了个跟头，架起来抓了就走。
被押上架着机枪的红色警备车，马路上围观的群众一把一把往巡警砸铜板、石头子儿，砸得警车的铁栅哗啦哗啦的。群众还是同情支持我们的。吕镇中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眼睁睁看着我被抓走了。
……后来，我们被抓到新闸西捕房，挤在铁笼子里，像动物园关老虎的笼子，一格一格的。身上的钞票、香烟、其他物品，被搜得光光的，连裤腰带也被解去了，怕自杀。一个一个被带出去打指纹，大拇指二拇指……全手全掌，一个人起码要打五六次。人蹲在铁笼子里，一举一动，外面看得清清爽爽，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动作呢。
那个喊包打听“同志”的家伙，一进来就吵着要见长官。我知道要坏事了，回头他领了几个警察挨个笼子看，左一遍右一遍看个不停。我头低下来，大家为了掩护我，配合着也把头低下来。哪晓得洋警察门坎精得很，一步不让，叫大家统统抬头。最后他一指我：“就是他！”又去找李嘉林，找了个半天，没认出来。
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家伙既不是来开会的，也不是奸细。他是国民党驻徐州第十军的一个特务长，管军需的上尉，名叫章国钧，探亲路过上海。听说上海姑娘浪漫漂亮，便到处逛，希望有什么艳遇。恰巧在仁济堂门前看见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子往里走，他也就跟进去看看，去吊膀子。我们挂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他一概不管，只顾乘着乱东摸一把西捏一下。也够他倒霉的，连他一起捉了进来。
洋警察把我带到外国人的写字间，打蜡地板很滑，我一进门就滑了一跤。我索性一副土头土脑，装不晓得什么事。洋警官半天不吭一声，眼睛盯住我发狠，那是他们的“侦审心理学”。我没学过他们的心理学，不晓得他们在玩什么花样，只觉得他眼光比二百支灯光还亮，凶巴巴的。章国钧死咬住我是大会主席，我一口咬定没当过大会主席，你根本搞错了，我是在马路上走，路过仁济堂门口被冤枉捉进来的。反正我是下决心赖帐，干脆赖个彻底。对质也对不出个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