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爱人”，是你用鲜血和生命所编织出的玫瑰01
喜欢“自由高飞”的文艺女青年，一封给“爱人”的信，割痛了所有女人的心；
那片从上海滩飘出的丁香，弥漫了近一个世纪的芬芳；
那“飞”来“飞”去的情书，催落了无数人的热泪；
更有一群视革命爱情胜似喋血之花的兄长与大姐，他（她）们在年轻时都曾这样誓言：为了革命事业，无论你活着，还是牺牲了，我都将永远、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
一位出生于戏剧世家的17岁福建少年，到了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之后又转到海军兵工厂学习，再之后又失业流浪于上海滩……无奈的他辗转到北京。在孤独与寂寞之中，他竟然开始喜欢文学。此时，他遇见一位同样热爱文学的女文青，于是爱情的火花猛然迸发并光芒四射。但女文青此时因心爱的弟弟刚刚夭折而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又因生活窘迫，不得不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文青的他闻讯后，却向朋友借了钱追到湖南……当风尘仆仆的他出现在她面前时，少女深深感动，于是原本高傲的她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这年金色的秋里，他俩一起来到上海，到了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任教的上海大学，于是都成为革命“文青”，并浪漫地步入了婚姻殿堂。
爱情从来都是炽烈与浪漫的，而地下工作却异常残酷和危险，且极端的无情和冷酷。都已是年轻的中共党员的他们，在刚刚踏进“暖融融的小家”之后，就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随时和不停地分离与告别——他在危险的旅途中行进时，她在担惊受怕中孤独与思念着、期待着，于是在一个个黑夜里甚至是白昼也在心中千万次呼唤着“爱人”，“我的爱人……”
爱人：
先说这时候，是11点半，夜里。
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雨的声音也庞杂，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唯有那无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我是不能睡去的，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这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是从青岛寄来的。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不能睡！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即便睡下去，也不会睡着，或更会无聊起来，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和着紧张的雷雨的合奏，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不是更有趣味吗？（这趣味当然还是我爱所说的，“趣味的孤独”。）
电灯也灭了，纵使再能燃，我也不能开，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灯光微小的很，仅仅只能照在纸上，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我是很艰难的写着这封信，自然也是有趣味的。
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你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偿补我们分离的昔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啊！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
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女人的心是水做的。女人的胆是花捏的。女人的泪就是爱的晶莹与光芒。
突然有一天，他以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对腐败和丑恶的反动派的嘴脸以《悲愤》的方式，控诉道：“我忍受不了这一切，遂屹立山巅，攮臂呼喊……”
于是，他挺着革命者的胸膛，无所畏惧地唱着《国际歌》走进龙华司令部的牢房，振臂呼喊着“打倒一切反动派”等口号，每一根愤怒的头发跟着他气壮山河的气魄，在空中飘**……
而她，刚生产不久的她，急得满街寻找，寻找她的“爱人”和出生仅几个月的孩子他“爸爸”！
可她不知何处能找到她的“爱人”和“孩子的爸爸”……“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几十年后的她这样回忆当初。
于是她想到了“爱人”和她共同的好友冯同志，便半夜跑去敲人家的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她站在马路上便疯喊起来，房里仍然没有回应她，之后又熄了灯。
她不得不“疯了似的又跑了起来，跑回了万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那个没有开门的冯同志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楼，因为天气冷，门窗关得很严，她在楼下叫门叫了许久，也许是不能大声叫吧，我竟没有听见。第二天清晨，她又来找我，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件。”
1931年1月的上海，特别湿冷和寒颤。在这样的天气里，一位刚出月子没多久的女人，一边要带着婴儿，一边为自己的爱人不知动向而担忧，可想而知她有多痛苦和困难。冬里的上海，还下着霏霏雪雨，她“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已经很坏了，仍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但她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那些日子，她真的太不容易了！”（同志们这样回忆说。）
后来她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人家告诉她，人已转到公安局。于是她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师，人家又不耐烦地告诉她人已转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了。
“龙华司令部的律师对我的请求一口拒绝了，说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会这样的！”她说。
她和他的好友沈从文跟着着急起来，便出面找了徐志摩、胡适，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但他们打听后，方知“案情严重，实难营救”。
这就是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案中的胡也频和他的年轻夫人、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丁玲女士在上海遇到的事。
那时他们都很年轻，都是革命青年，又是年轻的革命夫妻。
这个月下旬的很冷的一天，天上飘着雪花，沈从文陪弱不禁风的丁玲去龙华监狱探监，带去了胡也频的被子和换洗的衣服，但等了一上午也不见里面出来人影。丁玲后来回忆说：“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爱人。20天后，胡也频与其他23位烈士被敌人残暴地枪杀在龙华附近的一块荒地里，给一个刚刚建起的小家庭以毁灭性的打击，更是埋藏了一个年轻女人所追求的爱情和婚姻，甚至累及他们那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一生所要背负的情感伤痛……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特别流行起西式婚礼，年轻人们喜欢到教堂办婚礼，或者就是在豪华饭店内举行婚礼时，也会学着“西洋”的婚礼仪式，新郎、新娘们当着“上帝”或亲朋好友的面，如此誓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