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香，太香了，这才叫江心野味餐！”小诗人则一味夸王作秀这些难得出差错的饭菜。
那会儿山外面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正打得你死我活，大江腹地的中堡岛则格外宁静。王作秀的小天地似乎并没有因为外面炮声的轰轰隆隆而慌神乱阵。但也有一点变化，王作秀觉得这些勘测队员们给她的饭钱越来越少，有时甚至光吃不给。这让她没法再支撑下去了。有一次她板着脸找到那个给她起“三峡饭”名的小个子姜达权，说我又不是有钱人家，你们怎么只管吃不给钱呀？姜达权见王作秀到他那儿讨饭钱，脸一下红到脖子根，话都说结巴了：“嫂……嫂子，我们……实在有几……几个月没接上饷了。真不好意思。日他个蒋介石的娘，他光知道打……打共产党，就不知道咱们辛辛苦苦为国家在搞实业兴国……”
活脱脱一大群男人被弄得这样狼狈，王作秀也就不再为难他们了：“反正是熟人了，有言在先，咱岛上有啥子，我就做啥子给你们吃。”
“行行，就是啥子也没的吃，我们能吃上大嫂的手艺也会开心得很哪！”
这些被书磨滑了舌头的男人们，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骂一声，心里还是想着那个能把家安在一百多层楼高的大坝上的美梦。
她自然不知道，小个子姜达权他们和几名洋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是靠个人的力量在进行着国家三峡工程坝基的勘测调查任务。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训”得说话也结巴的小个子姜达权，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挑战国际大坝权威萨凡奇先生关于三峡坝址那著名的“萨氏六方案”。这是何等的气概！几十年后证明姜达权他们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时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达权跑过来告诉王作秀，说他们马上要撤出中堡岛了。
“以后还来不来了？”王作秀问。
一脸阴云的姜达权摇摇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来，我想我会再来的……”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为勘测队员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饭菜。可饭桌上大家默默无言，一片悲切。只有因为临别时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诗人”陈梦熊，一边流着泪水，一边念念有词地吟咏着他那“临别画坝址，峡影动恋情；但望十年后，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王作秀并不知道这些勘测队员回到南京后经历了一场生死抉择。尤其是小个子姜达权，他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几番为儿子买好了到台湾的飞机票，还准备了自卫的手枪。可姜达权没听从父亲的安排，却与钱昌照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完整地保护了“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使新中国有了第一个最健全的地质科研机构。
解放了，王作秀上岛后第一次返岸，带回家的是一张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贴在草棚里屋墙上的正中央。
1958年开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的沙滩上晒豆种，此时一条从武汉出发的“峡江”号轮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岛方向驶来。农家妇人并不知道这条船的驶来，将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浓浓的一笔重彩。
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林李之争”的裁判，指示国务院“好好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带着一批专家到三峡实地考察来了，而这次考察将决定三峡工程未来命运。
“那是3月1日上午。”95岁的王作秀在我采访她时一脱口就把这个日子说得清清楚楚。
“大嫂，你看谁来啦！”这一天王作秀刚从沙滩晒完豆种回到屋里准备做午饭，突然门外有人叫道。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赶紧拍拍身上的灰尘相迎，哟，这不是那个十几年没见面的小个子姜先生嘛！
“是你啊！”王作秀乐开了嘴，“快进屋坐，坐坐！”
“大嫂，你看谁来你家了！”姜先生侧过身子向王作秀介绍他身后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阿嫂好啊！”那一口吴语的大人物说着就走过来，握住王作秀的手，亲切地问，“你一家住在这个江心岛有多少年了呀？”
王秀作感到眼前这个大领导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谁。她愣在那儿寻思着：到底是谁呀？
“大嫂，周总理问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轻轻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说。
“啊——您是周总理？！”王作秀的嘴巴张在那儿久久没有合拢。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来。”周总理见王作秀的女儿坐在板凳上洗脚，便走过去蹲下身子笑眯眯地问孩子几岁啦，上没上学。
小孩子哪见过这么多外乡人，只知道摇头和点头，不敢说一句话。
周总理直起身对王作秀说：“岛上的孩子应该与岸上的孩子一样，有学上。”说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两元钱，塞到王作秀的女儿手里，“希望你好好学习，将来为家乡的三峡建设贡献力量。”
那时两块钱可不是个小数，能买许多个鸡蛋哩！人民总理心系人民，温暖了峡江百姓几代人的心。
王作秀赶忙代孩子谢过周总理。然后悄悄问姜先生：“请总理和你们同志在我家吃‘三峡饭’啊！”
小个子姜先生一听直乐，指指周总理后面跟着的一群人员，然后给了她一句耳语：“这我说了不能算数。”
就在这时，只见周总理带着随行人员直奔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堡岛打井钻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总理为什么专程来到中堡岛的背景。自从萨凡奇来到中国三峡提出他的“萨氏计划”后，关于三峡大坝建在何处一直是中外专家最关注的问题。萨氏当时倾向在南津关建坝，而中国自己的专家经过大量调查认为应在三斗坪（现在三峡大坝就建在此），坝址之争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苏联“老大哥”派出的专家到三峡考察后，同样倾向于在南津关建坝，而且毫不理会中国同行的意见，他们的理论是：“没有不良的坝址，只有不良的工程”。这话意思是：我们选择的坝址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以后三峡工程按我们选择的坝址开始建设后如出现问题，那肯定是你们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陡然增加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心理压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压力，并没有压垮中国技术人员的良知和对三峡工程的责任心，他们一再坚持南津关坝址地质条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坝址。这事一直闹到毛主席那儿。
“既然我们自己人认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应该重视。恩来，大坝定在什么地方，这事等你去了现场考察后由你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样说。
王作秀哪知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为啥周总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当年苏联专家打孔钻井的现场。那时岛上没多少人，苏联专家的钻井设备也比较简单，尤其是钻井打孔需要的水还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岛上的男人们都被征用去为苏联专家打井服务，任务是一人一天挑20担水，给5角工钱。后来井越打越深，岛上的男人不够用了，又从岸上抽来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