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还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心。
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这位中堡岛主人没有间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
“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一日，王作秀问小个子姜达权工程师。
姜顿时语塞，他看看这位善良的峡江农妇，不禁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
王作秀惊愕：“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
姜达权有些为难地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不想提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便以一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当时由于他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厅水库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当面责问姜达权等工程技术人员：“这绝对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帽子戴上，姜达权因此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姜达权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王作秀虽然并没有从姜达权自己的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这份罪，但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认定像姜达权这样长年离家到中堡岛来为修三峡大坝不辞辛劳工作几十个年头的“读书人”，肯定是好人一个。因此她心甘情愿地为姜达权这样的“建坝人”做了十几年的“三峡饭”。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她一直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
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
王作秀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他们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只是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身体已像燃尽的油灯。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姜达权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时刻牵挂。他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便坚决要求出院。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到家。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啊，上帝呀，你再给些时间，让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吧！姜达权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字，便心力全无，气丝不见……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做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
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啥子？三峡水库真要建了！真要在我们这儿建大坝啦？！”王作秀终于明白了：原来大伙儿是在庆祝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定呢！
“喜事儿！喜事儿！”王作秀迈开小脚，跟着大伙儿一起欢呼起来。
后来不长时间，就有干部上岛来动员她家搬迁，说三峡工程马上要动工了。
“搬！咱不搬大坝建哪儿呀？总不能建我们头顶上嘛！”邻居有人舍不得搬，王作秀出来说话了。“老寿星”都有这么个觉悟，谁还有啥子话可说？
搬！
中堡岛的居民们便成了百万三峡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们搬得并不远——从江心岛搬到了大坝工程“红线”之外的那个山坳上。
“你瞧——我这儿就能看得到大坝！”95岁的王作秀听说我是从北京专门来她家采访她的，高兴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老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便转身回屋穿上一件干净的花格子衬衫，然后乐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岛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往事。
“光荣哟，光荣。我见过周总理，还见过李鹏总理，大江截流合龙那天，李鹏总理还请我上观礼台呢！江泽民主席也见到了。光荣啊！”95岁的王作秀耳不聋，眼不花，还独自起居开伙。
“我有一个月60元的补助，国家对我好着呢！我要活到大坝建成那一天……”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然后掰着手指算道，“还有六……七年，那时我都102岁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峡工程的事比谁都多，你信不？”
“信，信信！”我在向这位可敬的“三峡见证人”点头时，眼眶里直发热。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峡移民，一位我所见到的百万移民中的“老寿星”。95岁高龄了，她依旧坚持与儿女分而居之，独立操持家务，还时常帮助儿女掰包谷，到地里拔草……这位可敬的老移民为了实现她一生的“三峡梦”——那个属于三峡大坝人独有的“三峡梦”而顽强地显示着我们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长的生命历程，辉煌而壮丽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