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解释，建“总统”别墅，一则是为了迎接更多的外国贵宾，二则也想让华西村民们享受享受“我们所能想得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文明”。
听其一言，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吴仁宝的一句名言：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华西村的农民福气太大，大到他们能享用到连我们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可能也难以享用的居室内有游泳池的“总统”别墅！真正的总统其实并非一定是幸福生活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没有自由；而具有总统物质待遇的农民才是真正的享受者——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吴仁宝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要让自己的农民兄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和最自由的人。为了实现这一境界，他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他的百姓……
“华西398号”是吴仁宝的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相信在农民们享受天堂般生活的光景中，这位缔造中国富甲神话的“村主”竟然与自己老伴俩人依然住在华西村70年代的旧楼里——听华西村民说，这样的楼现今多数租给那些外地来的“打工者”。
吴仁宝在“作秀”？一个大大的问号跃入我的脑海，但很快被否定了。
“老支书在70年代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时就给自己立下‘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老支书这‘三不’他全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越好，就越觉得对老支书过意不去……”村民黄永高——一个残疾的农民，他拐着双腿毫无顾忌地领着我来到他正在装修的新别墅，一边看一边跟我说着老支书的事。黄永高说他先前不是华西村的，是相邻的华明村人。他在两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家贫没有钱治，结果落了个终生残疾。1982年冬日的一天，靠修鞋维系生活的黄永高蹲在华西村一个厂子的门口给人修鞋，当时天下着雪，黄永高蜷曲着双腿，蹲在地上干活，那双缝鞋的手裂出一道道血口……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黄永高一看是华西村的老支书吴仁宝，赶忙如实回话。
“那你愿意到华西村来工作吗？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宾馆……”“我？能行吗？”“我看行，你能吃苦。”黄永高看着吴仁宝慈祥真诚的目光，不禁热泪滚滚而下……从此黄永高这位残疾青年落户华西村。几年后，黄永高不仅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还在38岁时与一位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同在宾馆工作的四川籍姑娘产生了爱情。要结婚了，黄永高将喜讯告诉吴仁宝时，老支书欣喜若狂，亲自为黄永高操办了5桌酒席。之后，又给黄永高分了一套3层楼房。
“老支书对村民太好了！去年我退休时，他考虑到我儿子也上中学了，又给我调了这套450多平米的别墅……”黄永高为了让我感受一下老支书给予他的关怀，楼上楼下地带我好好参观了一番。好气派！地面是锃亮的大理石和进口木地板，铝合金钢窗闪闪发亮，全套红木家具和应有尽有的电器家什……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华西村一户收入相对属于中低水平的残疾农民的家庭。
“老黄，你家可比老支书家的房子气派多了！”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竟让黄永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啊，老支书家的条件有我这三分之一水平就不错了，我一想这，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黄永高说的是实话。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进过吴仁宝的家，在那栋二层旧楼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有3样东西：一是满屋子的照片，那是主人在各个时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及外国朋友在一起的合影；二是四周破落的墙皮；三是那张如今很少有人家再睡的南方旧式木床。不用刻意描述，就这3件东西，便概括了主人吴仁宝的基本生活状态：朴实无华，落后旧式，普普通通，与华西村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差3个时代。
在常人眼里，吴仁宝是华西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皇上”，有巨大的权力，有无限的财富，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可吴仁宝没有当“皇上”，他只选择做一名为民造福的公仆。
“人活着为了什么？活着的时候是得有点钱、享点福。可人不能仅仅为了钱才活着，为了享福才掌权。为国家、为人民多作点贡献，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我的最大幸福和满足，就是想看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在华西村采访的一个星期里，吴仁宝与我有过3次直接接触，而其中有两次他说过这样的话，使我印象特别深。
在华西人过着天堂般幸福富裕的生活时，我们随便问一位农民，他们一谈起老书记都可以给你讲一段关于老书记如何关心他们的感人故事，而且谈到动情处，总会热泪盈眶。村民们对吴仁宝如此深情，那么在吴仁宝心目中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事。
“给你讲件事吧。”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在我提问后，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那年组织上让我当江阴县委书记，我思想上没准备，感情上也不愿离开华西村。可这是组织决定，我得上任去。
那几天村上的人都想我这一走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大伙儿在一起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向我道别，其中一个叫吴荷英的姑娘给我送来一双她亲手纳的布鞋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的话，这孩子说：‘吴书记，是你的恩情给了我工作、给了我家，我们当百姓的什么都不盼，就盼你这样的干部不要离开我们，要不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当时我接过她送的鞋，又品着她的话，眼泪一下掉了出来。这孩子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只能靠拐杖，15岁了还只能在家吃闲饭。在农村，这么大的姑娘摊上个残疾身子，如果不能自立就一辈子只能过苦日子了。孩子的父母着急，我看得也难过，心想一定得让孩子有份事做做。后来我到镇上的一家皮带厂，请厂里的领导帮吴荷英找个皮匠师傅。人家答应了，我就摇船把小荷英送去了。
一年后，我又把小荷英接回华西，让她进了村上的服务组，专为村民做鞋、修鞋、钉掌和补补缝缝。这孩子心灵手巧，不仅村上的人喜欢她，连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也看中了她，后来俩人产生了爱情。小荷英结婚时，村上分了她一套新房，我还特意批准她的新郎贡祥兴到我们华西落户。现在吴荷英一家过着幸福生活，一儿一女都非常健康，上完中专、大学后又在华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家美美满满。小荷英的变化，和她送我一双鞋时说的话，对我触动很深，所以有时我常常在想，老百姓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冷暖幸福，如果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再不去过问、再不去帮他们一把，那他们还会有啥好日子过嘛！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啥用？所以说，是党员的、是干部的，你的全部责任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的人民和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吴仁宝的话并不深奥，但却折射了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容，即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为了人民谋幸福。
华西村从20世纪的5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之所以始终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这里的老百姓能够过上今天最幸福富裕的生活，归根到底，就是领头人吴仁宝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的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并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情感倾注在这份责任之中。
至此，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吴仁宝为什么在全村人都早已住上第四代、第五代别墅后，他仍然不肯搬出20世纪70年代盖建的旧房子，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将明明白白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的5000多万奖金一分不剩地全部留给了集体。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百姓们的幸福生活还要继续提高，即便是“中康”、“大康”后，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去建设创造。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共产党人和当干部的这份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永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后还有一个留给后代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的问题。
这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为下一代全面富裕后的华西村的党员、干部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明白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丢失的本色。
像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时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进城后不要忘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教导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刚刚成为全国农村“首富”时就以自己的行动，为全村党员、干部立下一条又一条“规矩”，这些“规矩”其实是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理解得了的通俗话语，在村民和世人面前作出的庄严承诺——比如他早期所说的“三不”：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这“三不”是当年吴仁宝给自己立的“规矩”，几十年来他全做到了。而正是他的这份无形的榜样力量，如今在村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吴仁宝的几位子女也都做到了。
2004年，他的二儿子按照承包责任书所规定的个人效益奖金近亿元，但吴仁宝的二儿子最后只拿了一个零头，几千万元奖金全部归到了集体。有人做过不完全的统计，仅吴仁宝一家，在这近5年中，光他们应得的个人效益奖金归给了集体的数额至少有两三亿元之多！华西村民知道，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祖孙三代的整个家族迁移到“深圳上海”，或“漂洋过海”，但吴家26口人至今无一人不是留在村里的，而且现在连吴仁宝的外孙女婿也从日本留学回到了华西。
比如吴仁宝为了告诫党员干部们（包括富裕了的村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把自己一句常说的话，刻在村头最醒目的地方。这句话如今不仅成为村里党员干部们的座右铭，就连普通村民也能熟记熟背：“家里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比如他要求党员得有“党心”、“公心”和“良心”。这“党心”就是党的先进性和原则性，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在“为官之道”上，吴仁宝以“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百姓信任”为原则，他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约法“三章”：一不沾酒、二不陪客、三不上群众家饭桌。
在华西村采访时，有一位地方领导曾经对我说了这样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吴仁宝能把华西带成今天这个样，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西村，二是他的心全部留给了这里的百姓。”在这句朴实的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村支部书记，用吴仁宝自己的话说，他是“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都当过，“小劳模、中劳模、全国大劳模”也都当过。可就是一样他没做过，那便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即便是在当县委书记的5年里，除了继续兼任村支部书记外，每年他给自己规定不少于100天的劳动时间里，多半是在华西。至于村里有事，起早摸黑赶回华西处理更是“家常饭”。这也就是那年他由于意外原因落选党代表、从县委书记的职务上能够很自然地重新回到华西村、心甘情愿做一个农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