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背叛的代价01
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狱我中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文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脱险志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的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守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现在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档案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基本没有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文斌没有写这两章？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有两页纸少了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丢失，不可能中间真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人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的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后来他发现丢失的两个部分之后的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拨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众多“政治犯”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我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分子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