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发人深省的反思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头其实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将其染红了的岩体，或者说红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乐山从此也在我心目中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让我们回到讲述“红岩”的真实故事上来吧——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异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红岩”的整个故事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是还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都在那里。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毛泽东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念奴娇》。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警告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国民党军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同志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在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对蒋管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共产党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