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熟服装城……”
这三个名称，都是经工商部门注册而来的。从字面上看，它可以让人感受到的是从小到大、从量与质的变化，然而当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这些！那是一种革命！那是几个时代！那是翻天覆地！
“那是梦入天堂的变化！”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亲戚，叫蔡坤宝。蔡大我两岁，在我当年离开家乡前他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师，而且聪明的他还有一手雕花的手艺——专门为家什和木器装饰刻雕的手工艺制作技术，在苏南一带十分流行。木器和家具雕花师属于苏州城乡民间手工艺人员中最吃香的匠艺师，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艺师的几倍。然而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雕花师也最多只能是比别人的饭碗里多几块红烧肉和鱼鸭鸡肉而已。
但30年之间，这位昔日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艺师因常熟县城里的那个“招商场”（后来的服装城）而完全彻底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农民富家之路。
1985年底，蔡坤宝听人说常熟汽车站旁边有个“招商场”专业交易一些服装之类的生意，还说一天能赚几百元甚至几千元，这让一天靠早出晚归的雕花匠蔡坤宝动心了，于是他专门找了个时间到招商场细细观摩了两天。令他惊奇万分的是：坐地买卖竟然真的能赚上几百、几千元啊！再细一问那些出手卖“的确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货是自己的还是倒来的时，蔡坤宝更是惊出一身汗。有个自产羊毛衫的人告诉他，我自家有三台织衣机，一天织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钱”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场里卖掉，净赚十来块钱，这样一天净收入就是二三百块，一个月就是稳当赚进六七千块！有个专做“倒买倒卖”的人告诉他：我是专门从一家一户的织布人手里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场上来卖掉。“开始我负责收一个村，现在收三个村。那些有织机的人家把每天织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场卖掉，一件衣服平均赚两到三块钱……”蔡坤宝问这位“倒买倒卖”者：你平均一天能卖掉多少件。人家告诉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时候也有四五百件。“那你一天就能赚一千块？！”蔡坤宝的眼珠瞪圆了。那个“倒买倒卖”者的眼睛则眯成了一条缝，满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发誓也要去做服装生意了！这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我的这位亲戚后来的发迹史我清楚，现在他除了有个三四百人的纺织厂外，还专门从事纺织原料的买卖。
世界金融危机之前，蔡坤宝的年经营额在1亿元上下，假如收入按10%计算，我想他肯定至少是个“千万富翁”了！
蔡坤宝的发迹在常熟人中极普通和普遍，常熟的农民中十有三四属于他这等的发迹者。是他们这些人共同经营了“常熟招商场”（现在的常熟服装城），并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服装市场的。当然更大的功劳者是滋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四五十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人们，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们的不断添砖加瓦……
黄希芝，常熟服装城资格最老的老板之一，一位七十余岁的老阿婆，我认识她已经十几年了。
十多年前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服装老板了，那时她的生意已经很火爆，麾下的“翔祥公司”除了专营服装外，还有饭店、旅社等连锁公司，当时就有人对我说，黄希芝的财产“至少在千万元”。
2008年为写苏州这部书，我到常熟服装城第一个点名要采访的就是她。
老阿婆见我后，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老朋友”、“老朋友”。虽然十几年里只有几次见面，但确实算是老朋友了——在记录常熟服装城的历史变迁中，我是一个笔录者，黄希芝是一个亲历者。我知道黄希芝是个不平凡的阿婆。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只有15岁的她，就是一个浪漫色彩很浓的少女，苏州女中毕业后她瞒着父母报名随解放军南下，后来因为军队考虑她是独生女，就把关系转到了地方政府，黄希芝因此成为解放后常熟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年轻女干部。1958年一件不经意的生活琐事铸就了黄希芝曲折的一生，她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青春的美好理想……直到197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才有了家庭和第一个孩子，哪知孩子才几个月她却发现自己患了绝症。生活真像一杯苦酒，手术后的黄希芝为了孩子和远在新疆的丈夫，不得不在街头摆地摊——她是南门汽车站摆地摊中最早的小贩之一，可那时她和那些小贩摆地摊是被当做“投机倒把分子”经常受到打击的对象，黄希芝为了给儿子挣几块钱的“奶水钱”，不得不整天“流窜”在汽车站周围。1985年，常熟招商场正式开张了，饱尝了无地摆摊之苦的黄希芝，凭着经商的经验和久积的那份期待，倾囊2万元，租下了几个摊位，正是这大胆的一步，使得黄希芝彻底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我的命运是跟着常熟服装城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服装城就没有我黄希芝的今天。”多年担任常熟服装城商会会长和常熟市政协委员的黄希芝如此深情地说，我记得十多年前她说过同样的话。
细细品味这位阿婆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课题：到底是常熟的招商城（服装城）改变了像黄希芝这样的数以万计的常熟人的命运，还是数以万计的黄希芝式的常熟人决定了常熟服装城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课题，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一样，到底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奋斗精神推进和改变了中国命运，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和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一样。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与本质的变化，来自于内因与外因两个因素，历史的进步首先是人民要求进步的意愿和革命的动力，其次才是时代的发展与推进影响了人民的这种进步与意愿的实现，两者缺一不可。
常熟服装城的建立与发展史实证明，在近二三十年间发生在这块热土上的一场改变了当地人民生活和地区经济及社会面貌的革命，首先是人民有极其强烈改变自身命运的需求和奋斗精神，其次是政府和党的组织因势利导了人民的这种愿望和需求，并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又从本地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从而获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这也许就是常熟人创造的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称其为“常熟经济的市场模式”。
常熟经济的市场模式与昆山、张家港和吴江等很不一样，它所带给这个区域的百姓和社会的效应是磁铁般的吸引力和太阳般的辐射力。
到过常熟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在富庶的苏州，常熟也许是最务实的一个县（市），这里的百姓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心态是最富足与和谐的，这跟常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实惠有着直接关系。
马克思经典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形式所带给社会的财富肯定归结为资本的合理流通与释放。常熟因为一个服装城，一个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20余万客商的**经营、241条辐射到全国各地的1000多个城市的客货供应链，和日均资金流量近7亿元的32个专业市场组成的巨大市场，它所给这个城市的几十万劳动者（多数是农民）的效应和效益显然巨大无比。
“办一个市场，兴一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地百姓”，这是常熟执政者在创办服装城初起就建立的理念，这个理念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年，因而形成了从“一个市场——兴旺产业——繁荣经济——实惠百姓”这样的良性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进步标向。
在常熟市场发展日趋显示力量的时候，许多地方，包括江苏和苏州市本地的领导者也曾想“克隆”常熟市场，以求同样的经济效益，然而几乎都失败了，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和不知所措，甚至至今不知所以然。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省城南京，有领导曾指示狠下决心要“办一个比常熟更强大的市场”，结果投资和本钱下得很大，但不到一两年就草草收场。在苏州和无锡也有人不服气，断然举出十条、百条理由认为：我们基础和条件都比常熟强，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超过或者接近常熟的“招商城”？但最后也失败了。弄不懂到底为什么。外省市来学习常熟办市场的人更多了，成功者同样无几，这又是为什么？
对此常熟人坦然笑言：我们的市场克隆不了。因为我们的市场是由几十万当地百姓的自觉行为和丰厚的本地资源，以及市场自由经济的自身规律决定的，三者缺一不可。
这话听起来和看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和理由，但细细想来，却是道理万千，真理一条：你走什么道路，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
徐琴梅，共和国同龄人，出生在苏州城里，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由于这位弱不禁风的“苏州林妹妹”在苏北插队的日子里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回城后连个工作都没找到。在她走投无路时，听说常熟办起了一个地摊市场，徐琴梅掏出积攒的仅一块八毛钱，做起了小生意——也许她是常熟服装城内几万个老板中起家最可怜的一个。
一块八毛能做什么？徐琴梅来到当年的常熟招商场，看到有些小贩光顾做生意，连口饭都顾不得吃，于是她就到县城马路边上用这一块八毛买了几包“五香豆”，然后转手卖给了那些做生意的小贩。一块八毛后来变成了二块八毛，徐琴梅又用同样的方法把二块八毛变成了四块八毛、八块八毛……一直到几十万、几百万。
1997年我采访她那会儿，徐琴梅已经是常熟招商场名声显赫的大老板了，出门有“大林肯”，银行存款过千万。
“你靠啥生意挣得这么多，这么快啊？”虽说常熟招商场里生意好做，但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一个家庭妇女，能在十来年间赚进如此数目的钞票，连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徐琴梅笑笑，向我透露了赚大钱的秘密，“我靠出租和倒卖摊位。”
摊位能这么值钱？能让双手空空的人转眼间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常熟的市场经济奥秘连我这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二十年的“常熟人”都无法想象和认识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在现场搞明白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奥秘”。
这也是1997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