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真见了海，他和她哭跪不起
因为人类的生命是从海那里“走”出来的，所以人们对海的感情超越了万物。然而一次次的沧海桑田之后，一次次的人类自身“文明”之后，许多人离大海越来越远，于是渐渐对海开始陌生，开始不识，甚至不知海是何样。
海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人不用到有海的地方，就可以通过各种传媒新技术知道海的样子，然而没有真正到过海边的人所了解的“海”绝对不是真正的海……
所有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海的人，都可能会有发疯般的兴奋和难以抑制的惊恐之感，因为海之大，海之宽，海之壮观，海之奇妙，海之梦幻，海与地“接吻”时的那种惊天动地、摄人心魄或缠绵难舍，以及海与天融为一体时那般或绚丽夺目、厮磨雄浑，或霞光似火、落日如血的绝美……
走到海边的人，都想去抚摸一下海——用手或脚，去轻轻地碰一下那些拍岸而起的浪涛，去追逐那些爬沙而行的卷波，或者用有些咸凉的海水拂一下脸颊……这大概是初识海者常有的动作，之后，这些初识大海的人就会有进一步的欲望：让自己的肉体去与大海融为一体，去亲切拥抱，甚至想把全部的情感与灵魂的世界放在大海之中，让其永远永远地沉寂与静默下来，最后再来一次世俗的轮回。
这是在海边和有过海的观感的人对海的欲念与行为。可对那些把“海”视为一种神圣与梦想和梦想尽头的宁夏人特别是西海固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见到海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景况呢？没有与他们交流和同行的人是无法想象出来的。
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就突然有了去看真的大海的想法和机会——
“因为渴得时间太久了！渴得太厉害了！再不想渴了！”宁夏人如此直白地告诉我。
没有水，说什么都没用。想脱贫别穷，没有水就是一句空话。
太久远的往事，今天的宁夏人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那就从40多年前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那年说起吧——
在南方的广东，已经有人偷偷托香港的亲戚往家里带日本电子手表和照相机了；而江苏、上海一带的农村，有人则把家里织的毛衣、做的衬衣和小五金摆到城镇的汽车站、马路边开始做起买卖了……甚至有的村庄（那时称生产队）的农民盖起了小洋楼！
然而，同是1978年的新年，西海固所在的固原地区的干部在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就向自治区领导哭诉：“救救我们这里的百姓吧！去年又是大旱，许多家庭已经无法度过这个年关了呀！”
“秋收至现在也才两个来月，就揭不开锅啦？”自治区领导一听同样心急如焚。
“可不是！至少一半家庭这个春节里揭不开锅……”固原地委的干部是哭着向自治区领导诉说的。
“马上！你们……马上把报告打上来，看看我们区里和国家能不能再救急一下！你们这已经是连续好几年求救了呀，自己也得想想法子，自治区还有其他地方也很难哪！”
“知道知道，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的。”
这是地区领导与自治区领导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现在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似的，可40多年前，在宁夏、在固原，这是常有的事。
求救的报告请求自治区回销粮食2460万斤……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们是喘着粗气下笔批准的，因为他们手中实在没有更多的粮食给西海固了，而这2460万斤粮食又能分给全西海固每人多少斤呢？能度过多少天呢？
不敢有人去想。所以也没有人敢去想这个时候的西海固人的生活景况如何。
次年，即197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似乎“违禁”的决定：对山区每人平均口粮不足140斤的农户免征农业税。要知道，国家免征农业税是在27年后的2006年1月1日才开始的，自治区党委对西海固的农民们真是发了“慈悲心肠”。那个时候，交公粮、交农业税可是中国农民身上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可想而知，西海固百姓的贫困与生活的艰难程度是如何让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下这般决心的！因为西海固的穷与苦太出名了，所以中央政府完全理解宁夏作出的相关决定。中央也从来没有忘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延安视察，之后专程到了西海固。这里的百姓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他在听取这些山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汇报时，脸色异常凝重，“比在延安还要凝重”（随行工作人员说）。直到最后离开前，胡耀邦总书记对干部说话了，说得非常激动，也非常沉重，提的要求也非常严厉。
1981年春，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到西吉县实地考察，提出了援建132。75亩防护林的计划。胡耀邦专门就这件事重重地指示给相关部门和领导：“这是你们的一件大事，又是关系国家名誉的重要问题。只许为国家争光，不许为国家出丑——这两句话要使西吉党组织人人都明白，并为之奋斗。”党的总书记说这样的话，实属罕见，也足见西海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
俗话说，冬天将至，春天还远吗？改革开放的春风此时已经从沿海慢慢吹向西部，吹到宁夏和宁夏的西海固……
机会来了——这个历史性的时间应该是1982年年中。这个时间点与一个人有关，他叫林乎加，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奠基者，时任农牧渔业部部长。
在共和国的建设史上，林乎加这人名声很大，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中央高层中的“实干者”“能干者”。粉碎“四人帮”后，各地和各条战线百业待兴，林乎加在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屡次“救火”，到上海、天津、北京这几个直辖市当领导，抓难题，干扭转局面的重要工作，而且每每“能够解决问题”和“把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并让这些地方恢复了秩序，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央对林乎加的肯定足以说明此人的才干与务实作风。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注意到扶贫工作，开始高度关注那些贫困地区的百姓生活与发展，所以又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调任农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任命时间是1981年2月。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民有9亿多人。林乎加接手的是一个9亿多农民基本上都处在“少部分人能吃饱饭，一部分人能吃上饭，一半以上的人吃饭成问题”的这么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的农业部。
“他每天拼命地工作，像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每天不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其秘书贾幼陵曾这样回忆说。
农业部在北京农展馆旁的长虹桥东侧。林乎加当时的家在西单文昌胡同11号院。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一进院的左侧两个房间，是秘书的办公室。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儿女住在东西厢房。那个时代许多领导是在家里办公的，林乎加也习惯在家里办公。部办公厅主任曾两次请林乎加去部里坐班，林乎加怒道：“每天来回的路上至少花一个小时，一年下来要浪费多少时间？你赔得起这些时间吗？”林乎加依然不从，只有部里开会时才去部里。
林乎加有一个“计算机的脑袋”，这是出了名的。他对数字极为敏感，有出入能马上听出来。一位领导干部曾批示，要在呼伦贝尔养殖1000万头乳牛，林乎加听后当即说道：“完全不识数！”同时他又是一位爱憎分明、不说假话的领导。一次在部里讨论贵州的畜牧业发展，一位领导提议发展养驴业，因为“黔之驴”很有名，林乎加听后回道：“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
在林乎加上任农业部部长之后，有一件事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这就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时刻牵挂的扶贫问题。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邓小平提到：“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当时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约2。5亿。中央当时确定的国家发展宏伟蓝图是要在2000年前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中央全会上，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中共元老们感叹十年“**”耽误了国家发展的大好时光，同时又为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仍然没能基本消灭贫困而惭愧。
“你这个农业部部长啊，我希望你到甘肃的河西、定西去看看，那里的百姓仍然有一家人合盖一条破被子、姐妹俩换着穿裤子出门的情况啊……太苦了！跟旧社会没啥两样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这样对林乎加说，“我们总该让那里的女孩子出门有条裤子穿吧！要不我们共产党哪对得住百姓嘛！”
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林乎加这位老革命家的心。“我要亲自去甘肃的河西、定西看一看，马上准备行动！”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是林乎加一向的作风。
就这样，1982年春天，在西北地区仍在飘着雪花的日子里，林乎加一头扎到了甘肃的河西、定西调研与考察。林乎加走得很细，也走得很实，不要当地干部做任何准备地走访了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到了孩子上学的学校、收养流浪人员的收容所等，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同甘肃省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连续开会，商讨帮助河西、定西扶贫的措施。与此同时，他又亲自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建议国家专门确定支持甘肃这两个特贫地区扶贫工作的方案与措施。
“那些日子，兰州的这些事迅速传到了远在银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机关干部耳朵里，并且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李书记马上作出反应，说甘肃河西、定西贫困不假，可我们的西海固紧挨着这两个地方，贫困的程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中央要研究帮助河西、定西地区，可不能搁下我们宁夏的西海固呀！于是我们这边就按照李学智书记的指示，迅速派出几名重要的自治区领导专程赶到兰州，想向林乎加作专题汇报……”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二级巡视员的马振江是宁夏扶贫几十年的见证者，他这样向我讲述当年这一段历史。
“宁夏来的？林部长是到我们甘肃搞调研的，而且他们开的是闭门会，我可不能随便放你们进去！”兰州方面根本不让宁夏来的同志见到林乎加部长。
“见不到林部长？见不到你们就别回来！”李学智书记给前方的人下了死命令。
这下几个从银川来兰州的领导干部着急了，于是到处想法子打听如何与林乎加部长接上头。“秘书找秘书，啥事不用跑。”后来身在兰州的宁夏领导干部与北京的林乎加部长的秘书接上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