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老师调查清楚，这个一向“很富有”的女学生原来家里穷得连一头猪崽都养不起，父亲是个跛子，母亲很早就改嫁了。她上大学是乡里贷的款。到了大学后，她经受不住大都市的物质**。有一次，当同宿舍的女同学的父亲来京看望，带着她一起上“赛特”一趟，她看到那父亲给女儿买了一大堆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件的衣服和物品时，她惊得目瞪口呆。之后她才惊呼道：这才是父亲！这才像生活！那次她不可能也从“赛特”买回时装和饰品，虽然那同宿舍的女孩的父亲执意也要送给她一件意大利裙子，可她当时回答说：“我爸过几天也要从深圳来京……”她的老爸不可能来京，来京一次就等于扒他老人家一层皮。但同宿舍的女同学们确实发现过了一个星期后，她真的在那个周末的傍晚回宿舍时，向同学们展出了她也是从“赛特”那儿“买”回的高级时装。“哇，你穿这一身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中国梦露’！”她本来长得就比较美，这时的她真是光彩照人。那一夜同学们的艳羡，似乎使她第一次发现了她自身的“价值”，而这“中国梦露”是需要不断更新换装才显出无比魅力的，于是她就开始经常出入京城的高档百货商场——她从不带钱，但却总是满载而归。
这样的日子有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她被“请”到了派出所。“中国梦露”的劣迹，不仅让教她的李老师料想不及，更使所在学校一片惊诧。
“想不到她父亲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起，可她倒好，当起三只手来了！”
“啧啧，这些穷蛋蛋，真给咱大学生丢脸！”
……
大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是男同学，我一定狠狠抽他几巴掌。女同学们则说，打谁呀？你们就没想想她如果有钱还用得着做“阴阳两面人”嘛！
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
一个充满痛苦的话题。
在又一个喧闹、喜庆的校舍里，同学们正在为有个当“公司总裁”的同学买回了一台IBM新电脑而欢呼、庆祝时，那个平时被同学们讪称“木头”的男生，怏怏地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不多久，屋里那位“IBM”主人突然惊呼说自己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搜身搜身！”在场的同学们嚷嚷着说不能白受冤枉。于是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互相“净身”，结果没有发现“嫌疑”。忽然有人说：“哎，刚才‘木头’不是也在场么！”
“对，这小子平时就很蔫，说不准是他干的……”有人这么一提醒，事情就八成铁钉锤棺材——死稳了。
有人第二天开始“侦查”，发现“木头”的那张饭卡上的钱数猛涨，而这个时候学校的“副补”至少还有十来天才能打进去。“准是这小子干的好事！”同学们顿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而这一天从不吃荤的他不知何故也竟然在开饭时要了个三块钱的鱼香肉丝。这一下麻烦就来了——
“你吃这肉丝就不感到像鱼骨刺嗓吗？”
“谁说你‘木’？你其实一点也不木！来，把肉丝端过来，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什么叫‘耻味’！”几个同学当众三筷两夹全给消灭光了，随后他们抹抹嘴，哼着小调出了饭堂。
“木头”眼巴巴地看着那朝了天的饭盆，两眼一动不动……
上课了，老师发现“木头”没有在座位上，派人去找时，他竟依然坐在饭堂的那张桌前，不同的是那双眼睛在看人时变得发怵了。
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后来那个“IBM”主人也无意中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那只曾经“失踪”的钱包，当他和同学们去医院看望“木头”并一再道歉时，“木头”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说：“我饭卡上的那钱是我连续几个星期上城里的一家澡堂给人家搓脚挣来的。那天吃饭时我想对你们说明白，可我怕你们更加嘲讽我……”
在场的同学们抱住“木头”痛哭了一场。事后有人说“木头”真该早把真相说出来。一位贫困生愤怒地冲着此人斥道：你晓得个屁！
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负经济压力的贫困生们的行为与心理。也许你是一句无意的话，可在他们听来可能是一个不容宽恕的罪过；也许是一次好心的关切，可在他们看来这种恩赐是对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认为你们之间缺少平等时，你任何想走近他们的举动，都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冒犯；至于你没有经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贸然做出一件你认为的好事，有可能他会勃然大怒地与你生死决斗。
他们惧怕别人过多的打扰。即使你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也认定你的打扰是充满敌意的，是带有破坏隐私权式的。他们拒绝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洋洋得意、挥金如土的有钱人交往，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交往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挑衅。
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当心，任何一种稍稍的高傲与斜视，你就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一个青春，甚至毁灭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绝不是耸人听闻。陕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学院里就有这样一个学生。
他姓蒋，我们暂且叫他蒋永吧。蒋永是这个学校的95级行管班学生。该同学来自边远的贫困家庭。在开学的第一年里，他勤奋学习，样样课程学习都在别人前头，一度被学校挑选为“精神文明督导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却经不住别人一句话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校门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劝说。
“滚滚，你这样一个连裤头都不知从哪捡来的穷蛋蛋也来管起我们！有本事跟我们一起喝几杯才是好汉！”那几个酒兴正酣的同学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和挖苦的话狠狠地损了他一通。一向在别人面前不低头的蒋永当时脸色涨得似猪肝，他想到酒店老板那儿包它一桌给这几个“王八蛋”看看，可当他摸摸那只穿破的裤袋时，他的自尊心变成了一摊软塌的稀泥……
蒋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喂，借点钱给我。”他第一次开始向要好的同学伸手，“50块太少，能不能多来点？”
五张“大团结”出手，蒋永觉得还是不够派，比起人家划拳一个赌就是一张“工农兵”来，自己依旧脸上无光。于是就由50元借款升到了100元、200元，最后直到上千元；于是就一个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后来一天不上街腿脚就痒痒。他已经顾不得把向别人借款当做一件丢面子的事，只要“场面”上不丢份就够派！他因此也不再把那么来之不易的学业生涯当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钱人瞧不起就足够——他的人生目标完全沦丧。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被师生们称为“校花”的赵某正和一名男同学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瞬间，蒋永心头顿起醋意，望着赵某背影骂道：不就是喜欢“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
“哼，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德性！”那天，赵某独自走在校园内的小道上，见蒋永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要和她“交朋友”，赵某就没有好气。
“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蒋永对自己初次出击的失利怀恨在心。回到宿舍，他真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妈的，确实先天不够“发达”，这都是他妈的穷得叮当响的老爹老妈带来的结果。先天不足何所惧？只要有钱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儿不向你走来。于是他又开始大举借钱，这回的数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别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钱如流水、如开闸是绝不行的。他坚信“有钱人终成眷属”。
“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同我交朋友？”他变得蛮横而又无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就缠住赵某，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出那些无聊的话题与要求。
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门内无路可走的赵某，实在气恼不过便对蒋永说：“你追吧，追到100个姑娘，那101个便是我！”
“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一言为定！”蒋永那张早已扭曲的脸顿时露出一团光芒，他当着赵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顶，说，“我发誓照你的话做。”
从此，这位学校的“文明督导员”，一下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猎者”。那之后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条疯狗似的在校内外不断寻找“猎物”，凡是能成为其目标的他都不放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竟然一连追了56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借着酒劲，擅自闯到女生宿舍寻衅闹事。学校终于出面对这个疯狂之徒做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
1997年12月19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
事隔半年后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通’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可为时已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
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
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之一。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1000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三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做“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四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知去向。
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
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