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
“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全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二百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当时我心想二百元我能花几天嘛！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三百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三个头。”
“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
“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惟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
“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吗，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吗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
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应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他音讯。这位工程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
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三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
建明先生：
你好！
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
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艺儿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骛远的愿望，有张扬坦**的个性，有锐利锋芒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
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的哥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相继因急性传染病或车祸罹难，从此家中赤贫。贫困程度简直难以言表。柴米油盐中的油是奢侈品，主菜长期是腌咸菜、腌西瓜皮之类。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没钱买**，而我某一天穿的是哥哥留下的外裤，这条外裤的拉链又是坏的。尽管我极力掩饰但还是被一个调皮的同学发现了。他在班上指着我的裤裆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说我没穿**，肯定是昨晚尿了床，引来一片嘲笑……我上了初中，在南国的海南，在炎热的夏季，仍有长达一个学期没有**穿。建明先生，“**事件”是迄今为止我的心灵家园惟一没让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海南新闻报》及我校校报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
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中国教育报》×年×月×日三版和《中国青年报》×年×月×日二版。有劳。
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
我现在惟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是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的乞丐。
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
此致
×××
1998年元月8日
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是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流浪如逝》，读后叫人回肠**气。后来我查阅《中国青年报》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
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
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极其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
“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
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
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她的衣服给扒光了，她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
我问这是为什么。
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
我想可能。
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三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三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跟司机横说竖说还要帮助人家干活才能上得了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三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做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就连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团委机关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这些经历。她说我是惟一知道她“阴暗面”的人……
她苦涩地朝我笑笑。
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
我点点头，答应了她。
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地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顶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牙牙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甚至毁灭人类的如火山岩浆般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
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做“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有着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元“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
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
“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再也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了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里。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