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时，国民党旗下的各路杂牌军，纷纷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开向日军投降。
山西方面的阎锡山与日军双方虽然已经在战场上兵戈相向，你死我活，但奇怪的是双方仍然维持着阎锡山设在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的运转，双方人员来往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从未间断。这是因为，冈村对阎锡山的诱降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达到了使阎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所以他们并不吃亏。
虽然冈村在阎锡山这个老滑头面前未能得逞，但对晋绥军以外的其他杂牌军，冈村的诱降工作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宫、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四三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的大军。”
一直与日本人藕断丝连的阎锡山看到北方大地上到处“降将如潮，降兵如毛”，以为这些将领，全是禀承蒋介石的旨意，才敢于公开投降日军，一则配合剿共，实则实行“曲线救国”的方针。阎唯恐自己落在蒋之后，他也迫不及待地想再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交给日本人收编，这就好比自己这个当爹的没能耐，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交给日本人帮着带一带。他的真实目的是，让这些部队一面配合日军剿共，通过不断地和八路军作战，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一面争取从日军手中接管更多的地盘。
现在的人看起来会觉得阎锡山的想法太荒唐，但当时的具体条件却让阎的想法轻易地变成了现实。阎精明过人，他知道黄河以北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便已经完全没有蒋介石中央军的一兵一卒，在华北坚持抗战主要力量，主要是八路军创建的晋察冀、冀鲁豫、晋绥三大根据地。
城野宏在《日俘残留山西始末——一个日本战俘的自供状》中写道：“八路军的正规兵力已经达四十七万，民兵两百万。已经能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此同时，日军的据点也已经到了仅靠分队以下的分遣队所不能维持的地步……日本军队从方山、五寨、沁水、沁源、神池等县撤回，缩小占领区域，同时撤回只有少量部队的分遣队。以中队（连）规模的部队为单位，不得不集中在县城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到最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旅团司令部所在的平遥县城附近，虽然看到八路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皇皇地行进，但终因没有出击的力量，而只好从城内炮击，以敷衍塞责。”
阎锡山对日本的处境和心理可以说了如指掌——既然八路军已经成为阎锡山与日本人最具威胁的共同敌人，那么，日本人有什么理由拒绝他这个“山西王”主动伸出的友好之手呢？
如此一大批文臣武将出发之前，阎锡山都会把他们召到克难坡耳提面命一番。大抵是派你们过去，主要是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尽量多地消灭八路军，千万不能图一时之富贵，反戈一击，真心事敌，往自己面门上来一枪。
阎锡山觉得汪精卫最先提出的“曲线救国”名声已经随着汪的叛国叛敌而变得臭不可闻，所以他把自己在山西搞的这一套，改了个名儿，叫做“内应工作”——意思表述得很明确，我阎锡山派到日本人的阵营中去的军队，是去专门打八路军的，不是去向日本人投降的。而且这些投降部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待时机，作自己的内应。
事情的发展果真不出阎锡山所料，日本人即便明知道阎送给他们的是毒药，为了解渴，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
一九四二年六月，阎锡山令骑四师师长陈济德率领该师前往日军指定的地区——平遥净化村及其附近驻扎。净化村周围密布日军据点，官兵们奉命深入到虎穴狼巢之中突击征（抢）粮，都有些紧张。
这时，温怀光被阎锡山召至克难坡未归，军长职务临时由赵瑞代理。骑四师开到净化后，赵瑞得到陈济德报告，称：“日军往汾阳、平遥、介休等地不断增兵，有包围陈师迹象。”
赵瑞担心骑四师一旦有失，致负指挥失当之咎，便径行通知骑四师星夜撤回孝义待命。不料阎锡山闻报后大为震怒，急命温怀光星夜驰回孝义。
温一见赵瑞的面，便大声斥责：“你胆大包天，不经请示，竟然敢擅将骑四师撤回！会长对你自作主张很生气，认为这是严重违犯铁军组织纪律的行为，幸我代为求情，才获会长谅解。以后千万再不要未经会长许可，便擅自移动兵力。”
说罢，马上命令赵瑞派军直骑一团团长何焜率该团再往净化。同时，温又亲自命令骑二、骑四两师各派出营以上兵力，分驻净化附近之中街、王智等村，进行突击征粮。随后，温怀光又派赵瑞率军直骑二、骑三团前往净化，统一指挥征粮行动。
七月十日，也就是赵瑞到达净化的第二天，即发现驻临汾之井上师团与驻汾阳之若松旅团不断向净化周围的据点增兵，便分别急电报告温怀光、赵承绶和阎锡山，陈述：“净化地区随时有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危险，不宜驻兵，请裁夺！”
随即接到温怀光的指示：“奉会长谕，征粮第一，生命第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七月十二日，温怀光奉阎锡山命令，又以“督征汾阳夏粮”的名义，派新任骑四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和骑一师副师长兼汾阳县县长段炳昌等赶到净化。
不料次日拂晓时分，日军首先将净化至孝义之间的公路截断，并很快将中街、王智等村占领，同时向净化展开攻击，又命汉奸向阎军喊话，要他们马上缴械投降。
赵瑞赶紧向温怀光报告情况，请示对策。
军长的回答是：“赵师长，骑一师、骑四师都是我心肝上的肉，我掏心窝子给你说一句话，你大可放心，日本人不会伤害你和我的骑一师骑四师的。这样的时刻，更不要忘记会长‘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教诲。”随即提高声调说道：“如遇日军挑衅，不得还击，违令者军法制裁！”
听了如此明白的话，赵瑞这才猛然意识到这后面藏着不可告人的隐情。
原来，阎锡山心怀诡诈，唯恐事后承担指使部队成建制投敌的罪责，只是诱使其部下落入他和日本人预设下的圈套，反而装着抗战的样子，不使其部队擅自移动。当自己的部下被迫为了自卫而对敌反抗并告急求援时，他却又装聋作哑，不予答复。
这时，日军见阎军并没有按预定的步骤投降，以为阎锡山言而无信，在耍什么花招，顿时怒不可遏，遂向净化村发起猛烈的进攻。突然一通炸弹劈头盖脑地砸下来，连人带马倒下一大片，寨子里到处血飞肉绽，哭喊连天。阎军阵地，一片混乱。
官兵们冲着赵瑞嗷嗷叫：
“师长，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不能白挨打呀！”
“师长，再不打，鬼子就要杀到寨门啦！”
净化村四周有外壕环绕，并设有坚固的寨门。
赵瑞此刻既恨又气，又不敢下令还击，蓦地掏出手枪，“砰砰砰”对空连发三枪，鼓眼大喝道：“军长有令，如遇日军挑衅，不得还击，违令者军法制裁！”
杨诚和段炳昌知道赵瑞本不是贪生怕死之人，眼下日本人蹬鼻子上脸也不准部下还击，反倒搬出军长口令来压制求战弟兄，已经让他俩看出点端倪。
于是，骑一师副师长段炳昌自告奋勇说道：“师长，你别忘了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汾阳县长的乌纱帽，我出去和日本人当面交涉，请他们按照‘汾阳停战协定’办事，马上撤兵，有什么问题，应通过太原或汾阳办事处，以谈判的方式解决。”
杨诚也嚷道：“师长，我也去，我前几天在介休保和村征粮，和日军发生冲突，还是我出面去和他们交涉，才平息下来的。我有信心说服日本人撤兵。”
赵瑞多次参加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汾阳停战协定”签字时他也在现场，他也以为杨诚和段炳昌能解净化之围。尤其是段炳昌兼着汾阳县长，经常到汾阳县城和日军接洽县政事务，和日军宫内参谋非常熟悉，相信凭段的面子，可以从中疏通。
哪知杨诚和段炳昌出了寨门，一和日军接触，当即被日军解除武装扣留，并胁迫他们在前引路，骗开寨门，引狼入室。日军当即将净化村内阎军官兵，包括赵瑞全部解除武装，然后用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将五千余名官兵运往太原小河营盘受训。所遗大批战马，则用火车运抵太原。
阎锡山得知日军已以“战斗方式，使阎军投降”，按照白太冲与宫内中佐签订的密约，接下来，便是将投降部队“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了。
但，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阎锡山又担心日军违约，将他巧设圈套输送过去的五千能征善战的兵马，驱往西山、阳泉、大同等巨型煤矿当作苦力使用。于是迫不及待地密电苏体仁，向岩松义雄建议，将在净化俘去的官兵改编为山西剿共军。
果然，岩松义雄这次与阎配合得丝丝入扣。七月二十六日，太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与伪省长苏体仁在太原小河营盘宣布山西剿共军成立，以赵瑞为第一师师长，段炳昌为副师长；杨诚为第二师师长，何焜为副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