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军每师辖两个团，未设军部。日军为了严密地控制这支部队，第一军司令部赓即派来一名中佐参谋，带一排日本兵，组成剿共指导部。实际上这个中佐参谋就是赵瑞、杨诚两个傀儡少将师长的太上皇，一切军饷、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等，都必须经过这位中佐参谋签字才能获得补给。
而这一厢，阎锡山又委任赵瑞和杨诚为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议，每月给他们保留着一份不菲的干薪，并通过太原办事处的梁延武转去“上谕”，指示他们：牢牢掌握部队，借机壮大实力，除执行与日军“共同防共”的承诺外，还要准备作“内应工作”。
从此，阎锡山不断地派遣部下官兵，以各种方式投降日军，加入到伪军行列里。而日军在汾阳、平遥、介休、临汾等地，也设有“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由三野大志参谋主持诱降工作。
作为这一投降行动中的重要角色赵瑞，生前在《阎日勾结真相》一文中写道：“这时在山西的日军，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决死队，以及全体抗日的人民群众不断地予以严重打击，消耗损失日益惨重，同时又将其比较精锐的部队调往南洋，而换防来的部队，多系新兵，战斗力日渐下降。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域，也急于利用阎锡山的力量。纵使阎锡山和他的全部军队，一时不能诱降到手，也想将他的一部分兵力诱致到其占领区内，变成伪军，以增强其统治山西的力量。日阎双方在这方面，虽然各有打算，但在防共方面，却有共同一致的阴谋，于是日阎之间，一拍即合。首先是由阎锡山授意温怀光，并派遣白太冲前往汾阳与日军参谋宫内中佐，商订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至少一个师，确实控制于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这个密约签订后，阎锡山即退居幕后，暗中操纵执行。”
阎、日双方暗订密约之事，保密层级很高，连身为师长的赵瑞也被蒙在鼓里。当时骑兵军真正了解内幕的，只有军长温怀光一人。
城野宏在《日俘残留山西始末——一个日本战俘的自供状》中写道：“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我又请赵瑞到我指挥的保安队司令部担任副司令。赵瑞如此‘归顺’到日军方面，实质上是受阎锡山的指使，是阎秘密指使赵越过协定线，故意被日军包围而‘投降’的。其原因是重庆政府不管怎样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者，其大部分官兵是不愿与日军合作，而同名义上是同志的八路军作战的。因此，通过所谓的战斗，以刀卷箭折的方式，实行投降，作为日军的协从部队，实际上是禀承阎的旨意，对八路军作战的。”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出自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的未雨绸缪，深谋远虑，他早已经考虑到了今后日军战败，突然回国，眼下的日占区转瞬之间变成真空地带，必将陷入行动迅速的八路军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日军投降之前，先派自己的心腹将领和部分军队，抢先将日军控制的地盘掌控在自己手中。
城野宏回忆道：“这就是说，赵瑞及其部下是为对共作战而改换招牌，同时也是为战后准备先遣接收员。作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种情况的，但因为对我方来说也很合适，所以也没有声张。”
对于类似于赵瑞、杨诚这种以各种方式、名目，投到太阳旗下的中国将领，冈村宁次与他们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只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
阎锡山自从在“安平会议”上遭受了日军羞辱，尝到了日本人在谈判桌上的蛮横霸道后，便再也不愿和日军代表面对面打交道了，而只是通过他设在各个日占区的办事处，和日军继续保持联系，互通关于八路军的情报，交换各种物资。采用各种手段，将一部分兵力移植到日占区去充当伪军，由日本人帮他培植剿共实力，借以实现他对日军许下的“共同防共”的承诺。
但，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针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仍然毫不放松地积极进行着。岩松义雄邀请阎锡山恢复“安平会议”，重启双方谈判，无奈阎锡山已成惊弓之鸟，心存畏惧，说甚也不愿上钩。冈村宁次于一九〇七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清国学生队第四、第五、第六期区队长时，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后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此后冈村长期在中国派遣军中任军职，也曾多次到太原，阎对他毕恭毕敬，精心照料，均以师礼事之。冈村认为岩松义雄和花谷正在“对伯工作”上处置失当，功亏一篑，导致阎锡山这只已快“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二人大为不满，遂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下令将岩松义雄的第一军司令官职务解除，调往北平，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特派吉本中将前来继任。随即又免去花谷正第一军参谋长之职，改以堀毛少将接任。并将华北方面军政治班班长城野宏派到太原，加强山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同时，伪省长苏体仁也被调到北平，接替改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周作人，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伪山西省长一职，则改由阎锡山的旧部——前任教育厅长冯司直接任，城野宏则担任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大刀阔斧地重新调整人事，以图再度对阎锡山展开诱降活动。
吉本和堀毛、城野宏到达太原后，急欲寻求突破，通过阎氏“太原办事处”主任梁延武，向阎提出了“日阎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方案”，其要点如下：
政治方面
由阎锡山先派出厅长级官员一人，县长级官员五人及其他助理官员若干人前来太原，参加日方政权，进行政治合作。最初作为试办，而后根据情况发展，再陆续增派人员，加强此种合作，逐渐建立日阎合作的山西政权。
经济方面
日阎双方共同管理太原附近各工厂矿山，将阎锡山原来投资各厂矿的资本所有权交还，作为阎方股本；日方在占领太原后新增加的资本，作为日方股本，实行经济合作，双方共同组织董事会管理之。
军事方面
日方同意阎锡山派部队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与日方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关于军事方面的具体详细计划，交由双方军事代表另行商定。
日军以上方案提出，正合阎锡山的心愿，于是，他又和日军眉来眼去，勾搭起来。
到了一九四三年夏，阎锡山取得日军同意，派心腹靳祥垣到太原充任日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厅厅长，并担任阎氏太原办事处的政治代表，替他和日军协商关于人员派遣与安排的问题。这时，日军腾出五个县的县长职位，准由阎锡山派人充任。阎当即派李畅生为五台县县长，郝步庭为交城县县长，李石麟为沁源县县长，张从龙为安泽县县长，焦祺瑞为浮山县县长。这些人还带有各自的公安局局长、警备大队大队长以及其他许多随从人员。他们一经到任，便立即与日军紧密配合，积极防共剿共。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派“安平会议”后，在汾南地区被日军击伤的前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到太原办事处充当军事代表，专与日军协商在汾东之曲沃、翼城、浮山、安泽等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剿共，建立政权，收复失地。
到了这年冬天，经过伪省长冯司直与日军联系，阎锡山又派现任三十四军军长张翼前往太原，加强和日军的军事合作。张翼到太原后，日军软硬兼施，逼他准备以国民党第三十四军军长的名义，到电台上广播日阎合作剿共。阎锡山闻讯着急万分，生怕张翼将他和日军勾结对付共产党的内幕披露出来，忙不迭下令撤了张翼的军长之职。日军大为不满，吉本中将一怒之下，便下令将张翼拘押起来。阎锡山赶紧派自己的前任参谋长朱绶光赶往太原疏通恳求，吉本才将张翼放回。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让杨贞吉从敌区工作团中，严格挑选出王赓尧、陈兴舜、汪毓俊等一百余人，先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共产党之害，远甚日本人的道理，要求他们为完成会长谋划的大业，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然后再将他们派往太原，与日本人进行政治合作。凡少数思想不通，拒绝腆颜事敌者，不是被日军抓了起来，就是冒死偷跑出来，改换门庭，投向了八路军。
在此之前，阎锡山还命令宪兵司令樊明渊派遣宪兵骨干数十人，进入日占区，与日军联合进行针对八路军的特务活动。
当日军在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向汾东发起大规模进攻时，阎的第六十一军和其他杂牌部队也同时出动，与日伪军相互协同，同心协力地夹击汾东的八路军。
冈村宁次能够容忍忠于阎锡山的这么多部队和干部进入日占区，由日军提供武器弹药、军饷给养，是因为冈村不久前在汾东地区，遭到了八路军的一次沉重打击！
汾东地区包括安泽、洪洞、浮山、翼城、襄陵、临汾、曲沃等县，自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战败，溃退至黄河以南地区后，便为日军所占，后来由八路军和决死队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一部分，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南可威胁中条山之日军，西可腰斩南同蒲线，北则氏断临屯公路，从而成为晋南日军的眼中钉。日军对这块八路军的根据地异常仇恨，不断进行残酷的大扫**，企图拔除这颗眼中钉。仅在一九四三年，日军便对太岳（包括汾东）地区接连进行了六次大扫**。
由于前五次扫**兴师动众，却战果甚差，所以最后一次扫**，冈村来了个“御驾亲征”，亲自上阵指挥，不仅要一举毁灭太岳根据地，还想将此次作战树为“样板”，借以指导其他各地日军对抗日军民作战。
冈村在这次扫**中，采取了所谓的精密作战——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将其两万多兵力集中在纵深地带，南北反复推进，轮番扫**，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企图把抗日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全部摧毁。冈村对他殚精竭虑想出来的战法自鸣得意，发起攻击之前从各地调集了各级军官、参谋一百八十多人，前来太岳现地观战。十月二十三日拂晓时分，这批军官分乘装甲车和大卡车十多辆，走到临屯公路的洪洞县韩略村附近时，突然遭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的猛烈伏击，前来观摩冈村作战的军官全部被歼。紧接着太岳区军民继续与敌展开搏斗，截至十一月九日，终将敌人全部击溃。心高气傲的冈村被气得吐血，竟将惨败责任，推到师团长们身上。他赶到临汾、长治，对其所属部下将佐大加申斥，并将驻临汾之第六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井上撤职。
冈村丢了颜面，便想利用阎锡山的力量来帮助他控制这一带地区，因此他命令吉本中将重启和阎锡山的谈判，并指示吉本，要他和阎锡山方面具体商谈从汾东地区到上党地区的合作剿共问题。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阎锡山应日军的邀请，又令其太原办事处处长梁延武和政治代表靳祥垣，军事代表王乾元，与日军在太原签订了新的秘密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日方同意除五台、交城、沁源、安泽、浮山等五县前已让渡给阎方外，再将翼城、曲沃、长子、襄垣、黎城、长治、沁水、阳城、晋城等十县（以上县分绝大部分系八路军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分期陆续让渡给阎方接管。
二、日方政权机构和地方武装中，阎方可以继续派人充任要职。
三、阎方可以动员治安区（即日占区）内的旧日部属和有关人员，到第二战区受训。受训结束，陆续前往太原，经过阎方政治代表靳祥垣介绍批转于日方，分别任用。
四、日阎双方分担剿共任务，铁道沿线和及其他交通要道和重要据点，由日方负责；共产党控制区域由阎方负责。必要时，经过联系，双方可进行会剿。
五、日阎双方将上述地区之共产党清除干净后，其防务由阎方接管之。
冈村宁次明显加大了对阎锡山的依赖程度，阎的计谋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