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31｜第三十一章师生之间的生死对决
解放太原的炮声即将响起，城外饮马汾河的徐向前这年四十七岁，南征北战二十余载。城里枕戈待旦的阎锡山，时年六十五岁，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一条默默流淌的滹沱河，穿过了两人出生的村庄。阎锡山和徐向前有“十八缘”，两人相差十八岁，两家相距十八里，徐向前十八岁时第一次见到阎锡山，并最终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与阎锡山决战太原。
一九一一年，当二十八岁的阎锡山坐上山西省都督的宝座时，十岁的徐向前，还只是滹沱河边一个懵懂少年，偶而听说对岸河边村出了个大都督的故事，那时候的阎锡山，在他心目中就是个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阎锡山在他控制的山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倡导国民教育为民众之生命，强令各地砸了菩萨建学校。徐向前第一次来到省会太原，就是因为他考取了阎锡山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那时，阎锡山经常光顾校园，看望老师学生，并以师长的身份训话。在这里，十八岁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他久仰的阎锡山。毕业后，徐向前在阎锡山创办于老家河边村的川至小学当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传播进步思想被辞退，他或许会在这个山村小学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
一九二四年，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入第一期，迅速成为一名独当一方的大将之才。尽管徐向前在考入黄埔军校的同时就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党员，但他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少言寡语，其貌不扬的山西人，并没有给蒋校长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二十四年后，蒋介石却不得不与阎锡山一起，面对他们曾经的学生，接受这个晚辈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也许是革命的艰难坎坷，使徐向前早早已习惯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革命军队：广州起义，他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只有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初到大别山，他指挥的队伍不过千把人，而后在川陕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四个正规军的红四方面军；初到川北，红军从一万两千人，一年多的光景就发展到近八万人。
徐向前第二次来到太原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他跟随周恩来到这里商讨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事宜。这也是他与阎锡山唯一的一次正式会面。时隔近二十年后的再次相见，徐向前已经不是讲台下默默无闻的一介学子，而是谈判桌前意气风发的中共代表。因为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使得阎锡山早已熟知徐向前的名字和履历。他对这个昔日的学生极为欣赏，曾当众说：“山西抗日，政治上靠薄一波，军事上靠徐向前。”
一九四八年，徐向前第三次来到太原，一水之隔的五台老乡，已被一道厚厚的城墙所隔，昔日的老师和长官近在咫尺，不仅无缘再次聚首，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生死对决。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千里之外的中央军委一天两次致电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我军有提早夺取太原之可能，你们应争取十天内外夺取太原。”
电报发出地西柏坡，距太原不过两百多公里，中共中央由陕北移驻西柏坡两个月来，太原的阎锡山与北平的傅作义，几次试图夹击石家庄，闪击西柏坡，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当时阎军精锐已被歼灭，退守太原的残兵败将，连据守城内外的碉堡也不敷分配，城防十分空虚。阎锡山统治集团和太原城在晋中失利的阴影中陷入一片惶恐与混乱，因而，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进军的确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
但是，兵临城下的徐向前兵团，在反复推演阵势，分析战情之后，却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缓攻太原的建议。在夺取晋南重镇运城与临汾的战役中，第一次面临城市攻坚战的徐向前兵团付出了两万余人的伤亡，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结束后，一年来连续作战始终未得到及时休整的徐向前兵团已是疲惫至极，部队严重减员，基层军官短缺，有三个连只剩下六名步枪兵，而且，这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的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所需的火力装备，在当时攻守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深谙敌情的徐向前断然不会轻易冒险。
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了徐向前关于暂停攻打太原的请示，“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
徐向前为广大官兵争取到了一个月的休整补充时间。
为统一太原前线各部的指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与周士第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陈漫远担任参谋长，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太原前委首先补充兵员和健全基层指挥机构，新补充的大量“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新兵也就是“翻身农民”，大多觉悟较低，加之新提拔的基层军官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运动。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的？有！你们村斗争了地主没有？斗争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没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还乡团报复？害怕！咋样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阎锡山，解放太原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逃兵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徐向前的八万解放军把阎锡山的十余万军队包围在太原城里，却把阎锡山吓得不轻。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进抵汾河桥西畔大小王村一带，市民站在自家屋顶上，就可清楚地听到从汾河桥西传来的阵阵枪声。
一九四八年底，山西战局吃紧，北平一些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他严辞拒绝。为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他甚至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太原一副棺材。
山西宁舍命不舍财的土财主不乏其人，太原是阎锡山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与太原共存亡的誓言是他的真情表露，而绝非故意作秀。为了保卫太原，一向精打细算的阎锡山不惜血本，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阎锡山便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令出必行，他还真把郝志中、肖利锋、姜啸林等数十名或丢掉阵地，或作战不力的团营级军官就地枪决。阎锡山的一道道“手谕”和对他死心塌地的铁军基干，把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都绑上了战争列车。
阎锡山拉拢和控制部下的方式与其他的军阀也截然不同，他有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尤其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可以放下架子，向在这方面比他做得好的共产党“虚心学习”。对“主义”、“信仰”的重要性，阎锡山看得十分清楚。面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坦承，“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当然，他向共产党学习如何抓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共产党。
他在这方面多年所下的功夫也没有白费，尽管由于他的多疑和在用人上过于浓重的乡土意识，致使名将孔庚、商震、徐永昌、傅作义、陈长捷等人先后脱离了晋军，但他对部下控制之严密、部下对他之忠诚都是其他军阀所远不能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在太原城垣被解放军攻破时，出现了不少晋军官兵集体自杀的场面。这在国共战争的其他战场上，的确是十分罕见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消息传到太原后，阎锡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他召集高干开会，大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
但阎锡山的愤怒无法改变现实，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终归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大骂傅作义、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
一九四九年一月，阎锡山飞了一趟南京，回来以后，召集团以上军官，在绥署东花园内北厅开了一个会。绥署大门内有侍卫参谋等候，军官们报到时，手枪和子弹一律放在门房，空着手被领到内北厅。梁化之、李冠洋、吴绍之等文职人员也都参加了。
除了城野宏、岩田等在太原的团级以上残留日军军官，在阎军各支部队中担任团级以上顾问的日籍军官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保证阎锡山的安全，日籍军官和中国军官一样，也都必须把随身携带的武器解下来暂存在门房里。